Jason.li

（根据我给参加“彩虹杯”演讲比赛决赛的选手做决赛前辅导时的演讲修改，题目是后来加上的）

接下来我想来谈谈这次演讲的主题，“如果争做小小复旦人”。什么是复旦，哪些人才是复旦人。如果这个问题不首先想清楚，你们是很难答好“争做小小复旦人”这个题目的。

在给你们介绍什么是复旦人之前，我想先讲一个典型的复旦人做的一件典型的复旦人才会做的事情。

复旦大学始建于1905年，他的创始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教育学家马相伯先生。应该说复旦大学是第一所中国人自主创立的高等学府，而它创立过程本身就十分曲折。清朝末年，中国屡遭外国列强侵辱，马相伯先生有感于“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于是先生决定在中国兴办教育。先生几乎是倾全家之力来兴办教育的，甚至可以说是毁家兴学。当时先生向他的母亲讲述了他希望创办学校的心愿，但苦于没有资金不能成功。他的母亲这样对他说：“我在上海松江、青浦等地尚有3000多亩土地，你全部拿去办教育吧。”于是有了第一笔兴学资金，但是办一个学校不仅需要钱，还有校舍、老师都是必须的。而在当时那个落后的中国，合格的老师是最为缺乏的。没有办法，马相伯先生只好借助当时教会的力量，将全部田产捐给上海教会之后，在教会的帮助下于1903年在上海的徐家汇地区创办了“震旦公学”。

但谁知道，“震旦公学”的创立仅仅是先生辛苦办学的开始。由于教会主要由洋人组成，他们更希望“震旦公学”培养的是能够传播教会思想的基督教徒，而不是马相伯先生所设想的那种能够为中国振兴、富强发挥作用的爱国青年。与此同时，马相伯先生还时常利用学校做掩护，积极保护当时的进步青年，比方说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就因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讽刺时局而被清廷通缉，而先生则把他接到了学校，伪造名字让他入学。由于这些事情，马相伯先生与教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后来教会以先生“养病”为由，架空了先生对学校的管理权，同时改变办学方针，另立章程。这件事情很快引起了学生不满，他们集体摘下了“震旦公学”的校匾，申明全体退学。马相伯先生在看到学生的集体签名之后，老泪纵横，决定站在学生这一边。于是在1905年5月27日的上海《时报》上出现了两条有意思的公告，一条是教会宣布震旦公学恢复招生，另一条则是马相伯先生与一百多名学生一起联名刊登的创立“复旦公学”的公告。

这就是复旦大学的由来，而这也是典型的复旦人会做的事情，在国家艰难困苦、民族危难存亡之际，怀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和理想，毁家兴学，作育人材。那到底什么是复旦人呢？如果问我，我认为复旦人的特点就是一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充满感情，怀有理想，愿意为之奉献自己的一切。同时复旦人做事并不张扬，也不唯唯诺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也有自己的一套行为逻辑。形象地说，复旦人像一湾静水，但它深深的流。它没有奔腾的波涛，也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阔，但它却流得最远，怀水最深。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静水流深。

在贵州援建乌江复旦学校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你们应该都知道，乌江复旦学校是复旦大学在2005年百年校庆之际，有感于我们国家西部农村教育发展的落后，捐资在贵州山区兴建的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但是这件事情甚至在贵州省内都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支教队员穿着复旦大学的校名服在贵阳城里坐的士，的士师傅看到复旦的标志，说：哇，复旦大学的学生啊，很厉害的，你们来贵州做什么呢。我们告诉师傅说我们是来贵阳息烽县九庄镇的乌江复旦学校来支教的。师傅说什么学校，乌江复旦学校？没有听说过啊。但是，请你们回想一下，复旦大学这五年来的援建给我们的学校、给九庄带来的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年我们就修起了初中教学楼，第三年我们有了自己的高中，第四年综合实验楼就开始动工修建，今年小学又开始了新教学楼的建设；学校里老师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引进了一大批老师，还从复旦大学派来了支教老师，老师的业务水平、教学质量都得到了极大提升；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让将近600名和你们一样的孩子读上了高中，让你们有了接受更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如果没有乌江复旦学校的话，我想你们当中至少有90%以上的学生从此就不会再踏入学校了。现在整个学校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九庄镇也因为有更多年轻人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有了活力，这些，都是因为复旦人的行动而引起的。

这就是复旦人。复旦人怀有理想，对国家、民族有担当，一旦被他们认定是对国家、民族有帮助的事情，他们就会去做，就会去实施。不是为了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名气，也不是为了能够做多大的宣传，只要这件事情是对的。回到我们身上，今天你们作为在贵州山区的复旦人，你们又应该如何去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复旦人呢？

因为这个题目是需要你们去回答的，所以我只想简单的说一点，那就是你们一定要心怀理想。之前我们学校的杨玉良校长在给学生做讲座时，曾援引谷歌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先生在《做最好的自己》一书中的一个例子，非常有趣也引人深思。1960年，有学者对哈佛大学1520名学生做了学习动机的调查，只有一个题目，你到哈佛商学院上学，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理想？结果有1245个人选择“为了赚钱”，有275个人选择“为了理想”。20年之后，人们对这批学生做了跟踪调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这1520名学生中有101人成了百万富翁，而其中100人当初的选择就是——“为了理想”。你们现在是高中生了，在这个农村地区绝对称得上是读书人，你们身上寄托着自己的家族、家乡父老对你们的期望，你理应对自己将来的生活有所设想，有所期许。同时读书也不是一个一马平川、一帆风顺的过程，你们会碰到很多困难，题目不会做、上课听不懂、家里没有钱资助你们等等阻碍。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也只有理想的力量才能帮助你们在这些困难面前勇敢前行。理想对于个人的性格和情操而言是最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理想主义的磨石上磨砺的人，他的生命就越会放出异彩，这也就是我希望你们胸怀理想、追逐理想的意义。

今天我就说这么多，记住，请你们胸怀理想，追逐理想，做一个真正的复旦人。祝你们都能在5月4号的演讲比赛中发挥出最好的自己。谢谢。

2011年4月20日

（根据我给学校九年级学生做中考前动员的演讲修改）

你们好，我叫李汇东，是今年来到我们乌江复旦学校支教的一员。

经过小学6年、初中3年的学习，在6月的中考之后，你们当中有些人会升入高中，有些会去读职校学一门手艺，也有些同学会选择离开这里去贵阳，或者沿海城市打工。不管怎样，我觉得现在大家有资格想一个问题了：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这个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答案。有些是从小父母就这样教育我们的，有些是进了学校老师一天到晚在耳边重复的，还有一些学生甚至会想，读书其实有什么用呢？（到说到此处时有一些学生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初中毕业打工一个月也能够赚1000-2000块，现在好多大学生毕业也可能才赚我这个数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是我在县城里认识的一个朋友。这个小哥在县城里开了家修车行，是修汽车的，据我所知整个息烽县也就4家这样的修车行吧。那天我和他聊天，问他这个赚不赚钱，他说还行吧。我问他一般一个月能赚多少，他告诉我在他那里师傅级别的工人一个月可以拿6000-7000多（我们这里的物价大概家庭平均年收入是10000多吧）。他那时候读书的时候，成绩也不好，而且不怎么听话。不过最近他的修车行来了两个息烽县的大学毕业生，在贵阳的大学里毕业后，嫌公务员钱太少，企业又太累，来他这里因为工资有保障，而且未来收入还可能大幅度升高。这位小哥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不读书也可以如何如何。。。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和他有相同想法，而且大多数这种想法都是因为有小哥这样的“榜样”才产生的。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是，这位小哥他曲解了学习了含义。他以为学习就是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上课，放学后按时完成作业就算学习了，所以他认为他现在的这些不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那我想问他，如果这位小哥没有通过在职校，或者向师傅认真学习修车技术，他如何可以熟练掌握这门技艺进而开一家自己的修车行呢。如果这位小哥没有在中学学习到的那些物理、化学的基础，他有怎么能够了解和使用在平时修车时要运用的各种工具、材料呢？比方说为什么汽车里既要有汽油又要有机油，为什么刹车片磨损之后就导致刹车失灵所以必须要换刹车片呢？

什么是学习，在我看来，学习是一个人掌握一门技能，或者知道某种知识的过程。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比方说刚刚给我们介绍复旦大学的彭老师、我们的王校长、简主任、黄主任，还有我们息烽县的县委书记王秋斌老师，如果一定要去寻找的话，我认为只有那段认真努力地求学经历可以作为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

那么，学习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我认为，学习带给了我们两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学习能够让我们认识和了解一个新的世界，进而走入这个新世界的机会。

学习仍够让我们认识和了解新的世界。学习到一门新的知识或者技能，就可能带领我们发现一个新的世界，这样的体验其实你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回想一下，从父母那里学会了说话，我们就摆脱了之前碰到事情只会哇哇大哭的状态，开始可以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觉和思想；再到小学之后我们学会了识字，于是我们的世界又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书籍和两三千年前的人们交流，我们也可以通过写信与远在祖国各地的笔友交流，我们有了了解整个中国的可能；到了初中，我们开始学习英语，学会之后我们甚至可以和全世界的人交流了。设想一下，如果哪天我们的科学家发现了外星人，而你又通过刻苦的学习掌握了外星语，那说不定你还能“冲出地球，走向宇宙”呢。

这说明一个道理，个人通过学习掌握的技能和知识越多，呈现在他面前的世界就会越大，越发丰富和精彩。去年9月10号教师节，我和几个老师一起去这里的乌江泛舟。在去的路上，同行的老师指给我看了下旺山那一片政府修建的新村。那是个苗族聚居区，老师告诉我以前那里的人总是生很多孩子，但是大多数孩子读到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就不读书了，然后就回到新村里，在那里务农、生活，家里几乎一贫如洗，一辈子到过的地方可能还没有息烽县一半大。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那里人们的生活会有多丰富呢？当然，现在人们的观念也开始逐渐改变了，新村里也有孩子考出来，甚至读大学。这就是坚持学习给人带来的影响。

第二，我想说的是，学习还给了我们走入这些世界的机会。刚刚彭老师介绍了美丽的复旦大学，还有繁华的上海。相信你们以前也听老师、长辈给你们介绍过雄伟的万里长城，史上的法国巴黎、巨大的埃及金字塔。这个世界很大，有很多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比方说你们应该听说过意大利的威尼斯，那就是一个水城，河流密布，城市由上百个岛屿组成。那里的人出门坐“的士”不像我们这里搭摩托车，或者像在贵阳那样坐汽车，他们是坐船的。还有我国东北的“冰城”哈尔滨，那里每年10月就开始下雪，要到第二年四月雪才会化去，最深的时候雪可以完全没过人的膝盖。那里的冰糖葫芦才是真正的冰糖葫芦，在那红红的水果外面严严实实的裹着一层冰，咬下去又甜又冰凉的，比我们这里卖的那种“假冒”的冰糖葫芦好吃多了。

这些地方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我们抬头望去是遥不可及的天空，低头瞧见的是看了无数遍的土地，极目远眺不超过一公里，视线就被不高也不低的一座座小山给阻隔。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冲动离开这里，或者至少改变这种状况。我最近知道，前几天我教的班上有几个学生，以交资料费为由骗了父母100多块钱，就结伴去贵阳，还准备一起去浙江打工。当然，他们很快就被老师和父母追了回来。这种做法很愚蠢，不满16岁，没有初中毕业证，几乎没有哪个用人单位敢用他们，到最后可能只能从事一些违法或者不正规的工作了，这对于现状的改变几乎于事无补。但是我却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们内心，或者说也是你们内心的那种冲动。而如果你们想实现它，在现在，在这里，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好好学习。

我认识一个学生，他的名字叫做王崇。四年前，他和你们一样，坐在这个阶梯教室里，听着我们第一届的支教老师杨朕宇老师给他们讲美丽的大学、还有中考应试技巧。那时候我们学校还没有高中，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贵阳市一中，刻苦求学三年之后去年他又考取了武汉的知名高校华中科技大学。我想，如果王崇在大学里还能够坚持学习，保持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的话，那么大学毕业之后他很有可能有机会去别的国家留学，比方说美国、英国。这样他的世界就不再是小小的九庄或者息烽，而是整个地球了。而这种变化，正是因为他的刻苦努力学习给他带来的。

3个月之后，你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将步入中考的考场。有些人会顺利升入这里的高中，也有些人会选择去职校学习一门有用的技术，当然也会有人选择毕业之后外出打工。不管你的选择如何，请你们像王崇师兄，或者那个开修车行的小哥一样，在高中的就好好地学习知识，争取高考考出好成绩；在职校的就努力掌握一门有用的技术；打工的同学也尽量趁着年轻从事一样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积累自己的能力。因为，只有学习才能够让你们发现进而走入那些新的世界，也只有学习才能够帮助你们实现心中那改变现在这一切的冲动。

2011年3月30日

PS：

有朋友问我，你一路读上来，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可能到最后发现其实学习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你会碰到同时毕业但职位立马就比你高一截的官二代，你还会碰到还没工作就已经在上海、北京买了几套房的富二代，不钻营，不趋炎附势，你想凭自己的本事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根本就不可能，又何苦去这样教育这些孩子，直到他们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又感到灰心丧气，失去人生的动力呢。老实说，其实真正的结果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可能更糟，甚至无助。比方说这里很多孩子会选择贷款读大学，但是读个二本、三本的大学，出来毕业之后每个月只赚个2000-3000块钱，个人生存都困难，何谈还贷款呢？而且这里的大学生还往往背负着一个家族的期望，很有可能一个大学生是整个家族几个孩子放弃学业才换来的。毕业之后面对社会的压力、人生的苦闷、家族的重托，这些孩子活得肯定会十分辛苦，甚至会有人走向绝望的境地。

但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唐德刚先生说中国在走一条历史的三峡，已经走到了最后一峡，冲过去了一马平川，没有冲过去两个世纪中华志士的奋斗可能完全付之东流。社会阶层流动板结、教育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过大，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需要去面对而且解决的问题，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考验，其实也是我们的荣耀。

但这不代表我们有权利可以对这些孩子说：“孩子们，现在社会太险恶了，你们还是躲在家里那一亩三分地别出来了，穷一辈子总比被人害好。”我们没有权利去剥夺孩子们前进的道路，相反，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要帮助他们铺好这条路。据我在这里不长的时间来观察，在这个小镇上混得还不错的家庭，至少有一个人是读过书的。或许仅仅是一个从来没有听过名字的大学，甚至可能还只是个电大文凭，但他们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已经足够帮助在这里的家庭摆脱入不敷出的现状，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了。这也是为什么读书人在这里受到尊重，老师甚至能够进入家族祠堂的原因。（这里几乎所有的家庭香台上都供着五种人或神，“天地君亲师”）。

当然，至于这个社会的问题，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我们理应坦然面对并且努力解决。

我辈当自强

过去两天，中国经历了一场疯狂的关于食盐的谣言（简称谣“盐”），波及范围之广，造成影响之深，令人侧目。值得注意的是，从上周五日本地震发生以来，因为和日本一衣带水，中国很自然的出现了很多谣言，在这个资讯发达，民众普遍安全感不高的时候，这一点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为什么关于食盐的这一条谣言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造成万人排队抢盐，盐价徒然飙升的情况呢？

中国传媒大学的王灿发教授把导致突发公共事件的谣言传播模式分成了四个类型：事件先行类、相互推动类、无中生有类、刻意制造类四种。应该说，在谣“盐”爆发之前，关于日本地震的谣言基本还是属于正常的相互推动类这种情况，既突发公共事件之后，由于媒体的模糊披露和恐慌性语言的广泛传播，导致短期内爆发性的谣言四起。比方说在周六的时候在人人网可以看到一幅关于宫城县尸横遍野的照片，后来证明这是08年印尼海啸时拍摄的照片；还有周二的时候关于核辐射到菲律宾的传言、上海腾讯公司人力资源部宣布放假6天的消息等等。这个时期谣言传播的特点是多个谣言同时传播，但没有绝对居于主导，或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谣言。

谣“盐”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谣“盐”在一天的时间内迅速成为绝对主导的谣言，做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我身边很多人都说，感觉这次谣“盐”几乎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前兆、任何来由的情况下，突然间就发生了。但任何事情其实都会有蛛丝马迹留下，从发展态势上来看，这一谣言的出现明显有着严密的步骤，有些是人群的无意为之，有些则明显是带有目的性的操作。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在地震发生之后，都相继推出了终结谣言类的官方认证微博（@谣言粉碎机，@谣言终结者），借助他们的帮助，或许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用的线索。由于事件处理的滞后性，在看待这些官方认证微博发出的博文时，我们要假设被终结的谣言已经至少在网络得到了相当规模的传播，成为了“重大谣言”。因为只有谣言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谣言的转发数量已经急剧扩大才可能被这些官方认真微博注意到，进而进行处理，发布“终结谣言”。

在14号、15号的微博中，一直没有出现集中性的谣言，对于这个时候出现的谣言基本上都通过一次“终结谣言”就可以达到目的，谣言很快就会自行消散，发布谣言的博主有些还会主动删去原发言。但从这些范围广泛、种类繁多的谣言中我们可以理解，民众的心态已经处于一种恐慌状态，只是基于还依稀存在的理性，没有全面爆发而已。不过在15日晚7点新浪谣言粉碎机的一条微博值得关注：

补碘能抵抗核辐射吗？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如此。但大量的碘对人体有一定危害，所以是否服用以及用量都需得到专业指导。日本政府有计划地发放碘片，正说明这是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进行的防护措施。而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受到核污染，请大家不要贸然服用。

这是在这两天传播的“重大谣言”中唯一一个关于食物的，但这个谣言已经为接下来的谣“盐”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一说起碘的来源，绝对的联系对象就是盐，这是我国多年吃盐补碘防止“大脖子病”的结果，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接下来进入16日，也就是谣“盐”兴起的当天。一大早，两个官方认证微博几乎同时发布了针对同一条“重大谣言”的微博：

滥用碘片、随便相信所谓“防辐射食谱”都是不理智的行为。请大家遵循基本科学常识，不要上当。/大事临头的时候，总有人热心推销各种食补方案。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防辐射”食品也成了一些人谈论的热点。不过，推敲这些言论、考察目前的研究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防辐射食谱”要么是夸大其辞，要么就完全不靠谱。云无心要为大家解读“防辐射食品的真相”！http://sinaurl.cn/hc728o

这又是一条关于食物的“重大谣言”，但可惜的是，果壳网为这个谣言所作的“终结谣言”没有能够找准真正的目标。文章讨论了蜂王浆、抗氧化剂、碘片等可能的抗辐射食物，却忽略了盐这样一个最为简单，同时又最与平常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调料。这条微博发出后，两个认证微博的发言频率相较前两天明显减少，腾讯的“谣言终结者”甚至在整个下午都没有发出一条微博，这给人一种假象，仿佛谣言的风传现象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殊不知这个时候真正的“谣言之王”已经悄然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熟人网络飞速传播。直到晚上10点两个认证微博仿佛如恍然大悟般发出第一条关于食盐抢购风潮的“终结微博”。而到这一步时，整个事件的谣言传播模式就已经转变成为刻意制造类谣言模式了：出现了明显带有目的的“攻击性谣言”，引发国内突发性的公共事件，造成极端恶劣的影响。

谣“盐”的整个兴起过程，至少有三点需要我们留意：

1.真正具有破坏能力的“攻击性谣言”一定与每一个中国人都切身相关，一般来说衣、食、住、行和人身安全五大领域是出现这种”攻击性谣言”的可能性最高的领域。中国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性格是导致这种状况最直接的原因，再严重再重大的事情，没有涉及到自身利益身上的时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只是新闻一则而已。在这一点上，14、15号的谣言显然缺乏一种能够在现实世界中把每一个人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最直接的限制就是地域限制，大多数的谣言都主要影响的是沿海地区，有一条假冒的BBC新闻倒是谈到了要全亚洲的人们都要小心核粉尘的辐射，但由于明显的“技术失误”，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而谣“盐”通过食盐这种每个人每天都要使用的食物，则很轻易的达到了这个目的。

2.电脑网络的信息传播能力绝对迅猛，但是在中国，真正需要留意的是熟人间的传播网络。在最近很多国家的政局动荡中，很多人关注到了新媒体（以Twitter为代表）的作用，但其实线下组织能力是更为关键的，直白的说就是要能够有合适的渠道将网络等媒体中的信息整合起来并运用到在现实生活中的组织建设、自我约束、长远规划上。这次的谣“盐”的制造者没有选择电脑网络作为主要传播对象，而利用熟人网络，辅以江浙地区实际的抢盐行动，显示在一定人为事实的支持下，熟人网络不仅可以做到信息传播能力迅猛，而且对于信息接受者而言具有可信度高、组织力强、隐蔽性高的特点，朋友间的一声问候、一条短信、一个电话，就足以掀起席卷全国的轩然大波。

3.缺乏安全感的现状是导致谣“盐”爆发的温床。如果没有日本地震及其之后的核泄露事件对国人造成的恐慌情绪，整个谣“盐”是绝对没有可能产生的。坦诚说，在日本地震之后，我感觉到整个国人的情绪仿佛都在等待一场大事件，仿佛认定了这场日本地震一定会对我国形成某种冲击，而谣“盐”的出现正好印证了这种情绪。

从上所述，真正的”攻击性谣言”一定会经过精心设计，保证涉及到每一个中国人，同时在民众普遍恐慌的条件下，选择或者主要选择熟人间的网络进行传播。以这个条件去分析，你会发现非典时期的板蓝根抢购、过去几年的的房地产疯涨等事件都具有同样的特点。或许，同样以这个条件去寻找，我们可以找到正在潜伏，即将浮上水面的其他“攻击性谣言”，呵呵。

PS:日本地震了，日元不降反升。利比亚要打大战了，但巴林岛其实更危险，中东明显进入新一轮不稳定时期。英国实际上已经在滞涨了，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过去30年的政府国债+乱发货币的盛宴快要结束了。人类世界到底会如何，战争？

参考文献：王灿发，《突发公共事件的谣言传播模式建构及消解》，现代传播，2010年第6期

其他诸如从谢国忠、打过游戏等博客、《ECONOMIST》、《Foreign Policy》等杂志引用的文章就不标了

Schumpeter
熊彼特专栏

Beyond economics
政治远比经济更复杂

Businesspeople need to think harder about political risk
商人现在必须更加重视政治风险

Feb 10th 2011 | from PRINT EDITION

A MONTH ago Ahmed Ezz wa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businesspeople in Egypt. He controlled about 40% of the country’s steel production, oversaw the rigging of the election for the ruling party in December,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was a bosom buddy of Hosni Mubarak’s son and heir apparent, Gamal.

一个月以前Ahmed Ezz还是埃及最有权势的商人。他控制了埃及钢铁产业40%的份额，负责为执政党在去年12月操纵选举，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是贾迈勒的铁哥们，后者是穆巴拉克总统的儿子和公认的继承人。

Today he is a has-been. Protesters have demonised him and torched his company headquarters. The old guard has dumped him as a liability. He is under investigation, his assets have been frozen and his right to travel has been restricted. Western companies that cultivated Mr Ezz wasted their time and money.

但今天Ahmed Ezz已经成为过去时了。抗议者将他称为魔鬼，放火焚烧了他公司的总部。同时还被保守派认为是累赘。现在他正在接受调查，所有的财产都被冻结，而且被禁止出镜。那些与之有合作的西方公司，它们付出的钱和时间现在都打了水漂。

It was once regarded as axiomatic that globalisation would marginalise politics. Theodore Levitt, one of Harvard Business School’s leading thinkers, argued that “the Earth is round but, for most purposes, it’s sensible to treat it as flat”. Kenichi Ohmae, a Japanese business guru, published “The Borderless World” and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Giant companies such as IBM and Ford played down the importance of country managers in their efforts to create globally integrated behemoths.

经济的全球化将降低政治的重要性，这在过去被认为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哈佛商学院的杰出思想家Theodore Levitt认为，“虽然地球是圆的，但是我们有无数种理由要求它是平的。”日本的商业专家Kenichi Ohmae写了《无边界的世界》与《国家的终结》两本书。IBM、福特等超大型公司曾经为了整合出覆盖全球的庞然大物而不断贬低区域经理的重要性。

The events in Egypt are a reminder of how foolish such “borderless” thinking can be. Dick Cheney once remarked, “The Good Lord didn’t see fit to put oil and gas only where there ar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regimes friend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t might be added that the Good Lord did not see fit to put economic growth in equally desirable places. The corporate world is rightly excited by the pell-mell growth in emerging markets, but these are rife with political risks—weak legal systems, makeshift institutions, volatile cities and fragile regimes.

发生在埃及的一切证明这种“全球无边界”的想法是多么的荒谬。迪克切尼（Dick Cheney）曾经说过，“看来上帝认为把石油和天然气放在对美国友好的民主国家是不合适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补充，看来上帝认为让全世界的经济平均增长也是不合适的。新兴市场参差不齐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让商业社会十分兴奋，但是这些地区充斥着政治风险——脆弱的法律环境、凑合的公共机构、剧变的城市以及不稳定的政权。

A growing number of countries, most notably China but also Russia and the Gulf states, are using business as an instrument of state power. And some of the world’s biggest companies, including most of the largest oil firms, are state-run, driven by political as much as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有一大批这样的国家，而且数量还在增加，它们把商业当成发挥国家作用的工具。这其中最明显的是中国，紧随其后的还有俄罗斯以及海湾地区国家。同时还有一批世界上的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大多数的大型石油公司，驱动它们的不仅仅包括经济收益同时还有政治权力。

China is the leading offender, using state companies to snap up a growing share of the world’s natural resources. It is also using its state-industrial complex to pursue political goals. Google was forced to re-route its servers when it refused to censor e-mails. Four Rio Tinto executives were imprisoned in dubious circumstances. China is not alone: BP’s new partnership with Rosneft, Russia’s state-controlled oil giant, to develop Russia’s Arctic region is complicated by murky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中国在这方面最为突出，它正在利用国有企业不断抢占自然资源。同时还利用复杂的政治-商业结合体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由于拒绝为政府提供邮件审查帮助，Google被迫转移了它（在中国）的服务器。四名力拓集团的高管被可疑地拘留起来。中国还不是（这样做的）唯一一个国家：由于共同开发俄罗斯境内北极圈资源的行动被各种政治考量所干扰，BP与俄罗斯国有石油巨头Rosneft的合作前景被搅得异常复杂。

Political risks can also bite Western companies at home, where governments are increasingly vigilant about corruptio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enforcing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with an evangelical zeal—and employing techniques once reserved for fighting organised crim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s introducing tough anti-bribery measures. Executives who adopt what they regard as “local” rules in Thailand or Indonesia can find themselves facing prison sentences back home.

西方公司甚至在本国内部也面临政治风险：很多政府都在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奥巴马政府正以近乎宗教信仰式的激情加强国外贪污行为法案（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引进过去只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时才使用的新技术。英国政府也在强化反贿赂的措施。一些公司的高管，会因为在泰国或者印度尼西亚做了他们认为符合“当地”习惯的行为而可能在国内面临牢狱之灾。

How do companies cope? There are no simple rules. Countries that are cavalierly lumped together as emerging markets have very different political regimes. In Brazil you need to understand Congress’s multi-party alliances; in China the power dynamic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Saudi Arabia the internal relations of the ruling family. Local politics add yet more complexity.

商业公司应该如何应对？这肯定没有简单而又易行的办法。那些被高调地划为新兴市场的国家其实具备着完全不同的政权结构。在巴西是国会内的多党联盟，在中国是共产党的权力金字塔，在沙特则是统治家族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地区性的政治则比这个还要更为复杂。

The most important advice is to take politics seriously. Oil and mining companies have always done this. Royal Dutch Shell has run a profitable business in Nigeria for more than 50 years despite a dangerous and volatile environment. “New economy” companies have tended to be much more naive. The Egyptian cri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y cannot avoid being caught up in political battles which are now fought over the internet. A Google executive in the region, Wael Ghonim, also doubled as a leading political activist.

最重要的建议是一定要把政治当回事。石油和矿产公司在这方面一直做得不错。尽管尼日利亚的政治环境危险而多变，但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已经在那里盈利超过了50年。“新经济时代”中诞生的公司一般被认为要更加天真一些。但这次埃及的危机说明，由于网络的存在致使这些公司不可能做到在政治动荡中独善其身。Wael Ghonim是该地区Google公司的高管，他现在则正朝着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而加倍努力。

A bit of help
一点忠告

Companies can buy advice from political-risk consultancies such as Control Risks, a British outfit, or Eurasia Group, an American one, or various niche consultancies set up by political bigwigs, from Henry Kissinger on down, and ex-ambassadors. (Full disclosure: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a sister organisation of The Economist, also offers advice on political risk.) Ian Bremmer, the president of Eurasia Group and a rising guru in the area, has written some provocative books on the subject.

商业公司可以向一些专注于政治风险的咨询公司寻求帮助，比方说英国公司Control Risks、美国公司Eurasia Group，或者那些由政治上的大人物创办的各种小型咨询公司，比方说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还有一些前大使。（全面披露：《经济学家》的兄弟机构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也提供关于政治风险的服务）。作为Eurasia Group的主席，Ian Bremmer是这个领域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已经写了一些存在争议的书籍来讨论这个问题。

But companies need to go further than just buying advice. They need to put more emphasis on local knowledge: many globalisation-obsessed companies may come to regret the fashion for downgrading country managers. They also need to be less impressed by the appearance of stability. The rapid collapse of Egypt’s autocracy should be food for thought for companies that have bet big on China (with its appearance of order) rather than India (with its messy democracy).

不过商业公司不仅仅需要购买咨询建议。他们需要对特定地区有更深入的认识：很多着迷于全球化的公司现在应该已经后悔跟风降级自己的区域性经理了。同时不要被表面的稳定所迷惑。相比较在印度（以其混乱的民主制度而出名）投资的跨国公司，埃及独裁政治的迅速瓦解应该给那些在中国（表面上看似十分稳定）有巨大投资的公司好好提一个醒。

Some techniques have proved particularly successful. One is diversifying operations. Chrysler escaped a wave of nationalisation in Peru because its local factory manufactured only half the components needed to assemble a car. Another is putting down deep local roots. Over the years Shell has trained and employed many of the people who regulate Nigeria’s oil industry. A third is sharing risks. A growing number of companies form complex alliances with other firms, NGOs and government bodies.

有一些方法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首先就是分散经营。克莱斯勒逃脱秘鲁国有化风潮的原因在于它在当地的工厂只能生产一半的整车零部件。另外就是根植于当地社会。多年来壳牌一直培训和雇佣了很多尼日利亚石油产业的监管者。第三种方法就是共享风险，有很多跨国公司选择与当地企业、非政府部门或者政府机构结成复杂的联盟。

Yet all these techniques come with a sting in the tail. Creating global operations may spread risks rather than isolating them when a vital factory is closed. Cuddling up to the local regime may turn you into an object of hatred, as Shell has discovered in Nigeria. Weaving alliances with local people you cannot fully control may expose you to charges of corruption. It turns out that political economy is a much more complicated subject than its trendy modern offspring, economics.

但所有这些方法都有一个相同的弱点：当某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厂关闭的时候，全球化的运营更多的可能是加速风险的扩散而不是把风险隔离起来。就像壳牌在尼日利亚发现的一样，与当地政权的亲密合作会使你成为（人们）敌意的对象。与一个你不能完全控制的当地人组成同盟的做法可能会招致腐败的指控。这些事实全都证明一个特点：与它时髦的后生经济学比起来，古老的政治经济学要更加复杂得多。

Economist.com/blogs/schumpeter

Business
商业

关注顾准是因为吴敬琏。网络上有一段《吴敬琏传》中的文字流传很广。

当时，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就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吴敬琏叫到病房，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他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一个共和国开国的高级领导干部（顾准在新中国成立时是作为接管上海财政工作的一把手投入工作的），历经“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的摧残打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为之奋斗大半生的新中国陷入如此混乱的境地，在频临死亡的最后一刻，顾准却仍然还坚持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他的这份自信和坚定，到底来自哪里？

仔细阅读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这两本顾准留下的最重要的文稿，读了蒋贤斌的《出走：顾准思想研究》、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书中关于顾准的两篇文章，还有部分陈敏之、罗银胜、高建国关于顾准的随笔、札记、书籍。掩卷沉思，唏嘘的同时，更多的还是钦佩。

这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更是一个坚持在“地狱里思考”的先知。

在我眼里，虽然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或者“选择性的遗忘”，但我觉得唯有首先把顾准定位成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才会有未来坚持在“地狱里思考”的先知。

顾准的家境并不好，他的父亲娶了顾准母亲姐妹两人，生了5个孩子。但到1924年，顾准父亲的生意倒闭，家道中落。家贫百事哀，经济上的窘迫让这个庞大的家庭很快陷入了分裂。1927年，顾准家被分成了三个，各自母系的子女为一家，父亲单独为一家，这一年顾准才12岁，但他一个人承担了他所在的那个家的开支。

幸亏顾准天资聪明，在事业上很快取得了成就。他13岁作为小学徒加入潘序伦先生创立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一年以后他从小学徒升为了会计员，再过一年出任立信会计函授学校负责人，17岁时他就开始担任立信会计夜校的教师，此后还担任过立信会计学校部的主任。在这个期间，他编写了《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银行会计》等专业会计书籍。应该说，在1927年到1932年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这一段时间是顾准职业的一个上升期，20岁不到的他可以算得上在上海滩初露风采的青年才俊了。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前程似锦的大好青年，却在1934年组织起了革命团体进社（主要以社员坐在一起讨论时局和学习马克思理论知识的社团）。1934年4、5月间，进社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从此以后，顾准就开始了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的革命活动。

他曾经在上海长期从事地下党工作，当过中共江苏省委职员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抗战期间，职委与工人运动委员会是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的两个领导机构。顾准曾在此期间办过在上海滩极具影响的进步杂志《职业生活》，著名的“上海抗大”第四中华职业学校也是在顾准领导下创办的）；中共江苏省文化节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在此期间，孙冶方、顾准等人成功组织在上海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宣传中共路线、思想的书籍，他们管理的《译报》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机关报）。后来顾准又自动请求去“可以真正抗敌斗争”的新四军根据地工作，并先后在新四军苏南根据地、苏北根据地工作。

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或者在抗日根据地做领导工作具体是一个什么状况，《潜伏》等等电视剧早就有了充分的描述。我想，顾准能够从一个享受着上海滩舒适生活的体面人物转变到为一个身边时刻危机四伏的地下党员，之后又放弃了上海的优越条件主动申请到与敌人直接对抗的根据地工作，这已经足够说明：当时的顾准已经拥有为了真理、理想放弃一切的勇气，更有在面对任何艰难困苦之时无畏前行的超人意志。这是一个标准的革命战士必须具备的素质，如果顾准当时因为一次失误，死在敌人的炮火或者暗杀之下，我们肯定会丧失掉一个思想家，但说不定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中又会多一个为了抗日救亡、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有很多人惊讶于，在那个能令所有的知识分子全都迷失的混乱、惨烈、无奈的岁月里，为何顾准能够坚持自己的思想。更有甚者提出《商城日记》里那个为了吃饱饭、活下去而向粗俗的当权者卑躬屈膝、假言欢笑的顾准是被人伪造的。我同意蒋显斌在《出走：顾准思想研究》后记中的观点：柏拉图对于“洞穴”的比喻确实是人类智者的谶语：智者总感觉自己处在一个“黑暗”的“洞穴”中，为了“光明”走出“洞穴”是唯一的选择，但走出“洞穴”兴奋劲还没有退出却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更大的“洞穴”中，真正的勇敢的智者，便开始了新的走出“洞穴”的征程。“感知”、“出走”、“兴奋”、“幻灭”、“再出走”，这或许就是一个智者的宿命。在那样的岁月里，我相信顾准绝不是最先感知到“洞穴”的人，但感知是一回事，“再出走”确是另一回事。对于那批拥有强大的学术理论知识、并且以自由主义作为目标的“民主人士”，或许他们的晚辈认为“往事并不如烟”，但是在思想上他们确实是湮灭了。“出走”需要勇气，“激烈者要有烈士精神，执着者亦要有无畏之品行”，这样的精神，在那样的时代，或许只有革命队伍中真正的革命战士才会具备。从这里出发，伟大的革命战士顾准成为“地狱里思考“的先知就不是偶然。

很多人感叹中国大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缺失。实用主义的课堂教会了我们怎么生存和赚钱，却没有教会我们如何在人生的苦难面前坚持自己的信念。犬儒主义的教育教会了我们如何把潜规则当成正常的秩序，却没有教会我们如何正确的批判和看待所处的环境。就像朱学勤说的那样，我们“面对压迫人心的问题，是背过身去，轻轻松松的取消问题，而不是直面问题，更遑论认认真真的清理问题。”相对于风云际会中的那一批革命前辈来说，我们缺少的是那份理想主义的奋斗精神，更遑论先知顾准那份消解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精神了。

回到开头那个关于顾准为何会对中国的“神武景气”有信心的问题。说老实话，我还是不能太确定顾准的自信来自哪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命门之一，这在我最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就已经感觉到了。我到现在还记得，王金林老师曾经说过，无论马克思的思想最终如何了，但辩证法会是永存的。可是，凭什么说否定之否定、矛盾统一就一定是正确的，或者说可以被经验验证的呢？我个人的理解是辩证法是马克思思想或者思辨的理论基础，就像数学里的公理一样，它不证自明。但顾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却是从这里开始的：

恩格斯说，杜林是先验主义。先验就是超越于经验，就是不可以用经验来验证的意思。说杜林是先验主义，就是说杜林的哲学体系不可以用经验来验证。这一批评很中肯，很好。

不过，请问：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辩证法规律，是可以用经验来验证的吗？

恩格斯说能，理由，这是唯物辩证法，是客观世界的辩证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

但是，根据我们对于归纳法所作过的透视，凡是你从客观世界观察得来的规律，总不过是或然的规律，决不是必然的规律。你哲学家有多大能耐，你曾经观察过宇宙上下古往今来一切事变，你能超过这个或然性，主张你有权“创造”——不对，按照唯理主义，应该说“发现”，至于“创造规律”则是唯心论了。——好，就说“发现”吧，再问一句，你根据多广泛的观察，说你已经发现出来绝对的普遍的规律了？

顾准从这里入手，批判了马克思理性主义的思辨其实内含了“宗教的神圣性”，进而否定了理性上的绝对、必然和一元，走向了经验主义的相对、或然和多元。顾准拒绝将辩证法作为绝对规律的同时自然也就抛弃了历史目的论，也就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终极目标的设定。让我比较难以接受的是但是勉强可以理解的却是，顾准虽然抛弃了历史的目的，但是他没有放弃历史的过程。顾准始终坚持建立在人类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现代的进步观念，简单的说来，就是人类社会会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而这是一种线性的进步史观。这种进步史观虽然与经验主义不矛盾，但是一般来说经验主义难以给予这种历史观念强烈的支撑，这和现在很多中国人看到一些黑暗的现状就很容易陷入失望情绪的道理一样。顾准的这种历史观念或许来自对人类历史更长时间的观察，比方说他对整个西方世界历史的研究，亦或许来自马克思的思想对他的影响。但不管怎样，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一个为了革命放弃一切、牺牲一切，却在革命胜利后受到革命无情抛弃的革命者，他都能够对未来充满信心，站在更好的时代里的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对于未来的信心呢？

至少，顾准把他的信心，通过它的文字，传递到了我的心中。

我：最近人懒，又赶着写论文，其他事就做得少了，应该反省

Public-sector workers
公共部门雇员

(Government)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全世界的公务员联合起来！

Public-sector unions have had a good few decades. Has their luck run out?
过去几十年公共部门的公会一直运气不错，接下来他们的运气还会持续吗？
Jan 6th 2011 | from PRINT EDITION

THE past 30 years have been dismal ones for the labour movement. In the American private sector trade-union density (ie, the proportion of workers who belong to unions) has fallen from a third in 1979 to just 7% today. In Britain it has dropped from 44% to 15%. Nor is this just an Anglo-Saxon oddity: less than a fifth of workers in the OECD belong to unions.
对于工人运动而言，过去的30年应该属于低潮时期。在美国，私有部门工会参与率（trade-union density，指参加工会的工人比例）已经从1979年的每三人中有一人参加下降到了今天的不到7%。在英国，这个数据从44%跌到了15%。这不仅仅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存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工人属于工会成员。

There is one big exception to this story of decline, however: the public sector. In the Canadian public sector union density has increased from 12% in 1960 to more than 70% today. In America it has increased over the same period from 11% to 36% (see chart). There are now more American workers in unions in the public sector (7.6m) than in the private sector (7.1m), although the private sector employs five times as many people. Union density is now higher in the public sector than it was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 its glory days, in the 1950s.

但在全球工会参与率普降的大背景下，公共部门工会却异军突起。加拿大公共部门工会参与率从1960年的12%一直增长到了今天的70%。同一时期在美国也从11%涨到了36%（见下图）。虽然私有部门的雇员数量是公共部门的五倍，但现在美国公共部门参与工会的工人达到76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私有部门在公会中的人数（710万）。比起现在的公共部门工会参与率，上世纪50年代处于辉煌岁月的私人部门工会组织也要相形见绌。

Even countries that have seen a dilution of union density in the public sector have seen it stabilise at a much higher level than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 Britain density has fallen dramatically from 82% in 1979, but has stabilised at about 56%. Reliable global statistics are hard to come by; but evidence from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Germany and Japan) suggests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s both substantial and growing.

即便是在那些两个部门的工会参与率均下降了的国家，相比较私有部门，公共部门工会的参与率也相对维持在一个高很多的水平中。在英国，这个数字从1979年82%显著回落，但已经稳定在了56%左右。虽然很难获得可靠的统计数据，但从很多国家的情况来看（包括德国和日本），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而且还在扩大。

This private-public shift has transformed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the 1950s unions were solidly working class, dominated by men who had left school at 16 and leant left on economics but right on social issues. Today they are much more middle-class: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merican unionists have college degrees, and even more have liberal views on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这样的变化已经变革了工会运动的形式。在50年代，工会里主要是工人阶级，特别是那些16岁就离开学校的人们，他们普遍对国家经济事务持左翼态度但对社会事务比较保守。今天，更多的是中产阶级：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工会成员拥有大学文凭，在社会和环境事务中持更加自由化的态度。

The shift has also created tens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 private sector is dominated by competition and turbulence. Performance-related pay is the norm, and redundancy commonplace. The public sector, by contrast, is a haven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Many people have jobs for life and performance measures are rare. The result is a paradox: the typical public worker is better off than the people he is supposed to serve, and the gap has widened significantly over the past decade. In America, pay and benefits have grown twice as fast in the public sector as they have in the private sector.

这个变化也引起了社会两大部门之间的紧张情绪。私有部门充满竞争和不确定性，工资一般根据业绩来决定，裁员更是家常便饭。另一方面，公共部门却是（工作）安全又稳定的天堂。很多人都拥有终身职位，而且工资很少与表现挂钩。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那些在公共部门提供服务的人却比受他服务的人生活得更好，而且这个差距在过去的十年里还在不断扩大。在美国，公共部门的雇员收入增长是私有部门的两倍多。

Now that the sovereign-debt crisis is forcing governments to put their houses in order, the growing discrepancy between condition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has eroded much of the sympathy public-sector workers might once have enjoyed. This briefing will look at what the future holds for them. But first it will try to answer two questions: how did public-sector unions become so powerful? And what impact has their power had on the way the public sector works?

现在来自主权债务危机的压力逼迫各国政府必须审时度势（自扫门前雪）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两大部门之间雇员待遇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也冲淡了很多对公共部门雇员的同情之心。本篇精粹将试图探究公共部门工会的未来。不过首先要试着回答两个问题：他们是如何变得如此强大的？而这种强大又是怎样影响到公共部门雇员的？

I’m all right, Jack
我很好，老兄

Public-sector unions are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interest groups. Many of them have large memberships and comparably large wallets: the America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the main teachers’ union, has 3.2m members, an annual budget of over $300m and a vibrant tradition of political activism. But their influence goes much deeper. In many countries unions prop up the left. In Britain Ed Miliband, the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owes his job to trade-union votes. In America Andy Stern, the head of the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was the most frequent guest at the White House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Barack Obama’s presidency.

公共部门的公会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批利益集团。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拥有大量的会员以及充足的活动经费：美国国家教育联盟（America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是美国国内主要的教师工会，拥有320万成员，每年的经费预算达到3亿美元，而且拥有丰富的政治活动经验。这些工会的影响力十分惊人。很多国家里工会一般都支持左翼。英国工党领袖Ed Miliband的上任就多亏了大量来自工会的投票。在美国，服务性行业雇员国际联盟（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的领导人Andy Stern在奥巴马执政的头半年是白宫里最常见到客人。

Public-sector unions enjoy advantages that their private-sector rivals only dream of. As providers of vital monopoly services, they can close down entire cities. And as powerful political machines, they can help to pick the people who si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argaining table. Daniel DiSalvo, the author of an excellent essay on America’s public-sector unions in National Affairs, points out that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 was the biggest contributor to political campaigns in 1989-2004. He also notes that such influence is more decisive in local campaigns, where turnout is low, than in national ones.

公共部门的公会享有很多优势，这在私有部门的同行中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很多至关重要的服务的垄断者，他们甚至可以让整个城市停摆。而且作为拥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组织，他们往往能够左右选举的结果。Daniel DiSalvo，美国公共部门工会中关于国家事务的顶尖写手，指出美国州、郡、市联合工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是1989-2004年期间美国所有政治活动中最大的捐助者。他同时指出这种影响力在地方选举中更具有决定性，因为地方选举中的投票率往往低于全国选举。

Even if they fail to elect “their” candidates, public-sector unions have a relatively easy time negotiating with politicians. Private-sector bosses are accustomed to playing hardball with unions because they know they can go bankrupt if they don’t. Politicians have no such discipline: they can always raise taxes or borrow from future generations. Those who have challenged the unions have often regretted it. California’s former governor, Arnold Schwarzenegger, tried to fight the unions in the court of public opinion, only to be outgunned. Others have attempted a more stopgap approach, only to get the blame when services are disrupted.

即使没能选出“他们”的意中人，公共部门的公会与政客之间的谈判也向来很轻松。私有部门的雇主熟悉如何强硬地与工会谈判，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企业就会破产。政客则没有这样的限制：他们总是可以增税或者（发行国债）向未来借钱。那些曾经胆敢与工会对抗的政客现在大多都在后悔。加州的前州长阿诺德 施瓦辛格曾经尝试在舆论上与工会对着干，却不料大败而归。另外一些尝试使用权宜之计的政策，则没料到会由于政府部门的服务中断而遭受批评。

Economists still debate exactly what impact public-sector unions have on pay. Evidence from the American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 support the conservative argument that they have used their power to extract a wage premium: public-sector workers earn, on average, a third more than their private-sector counterparts. Left-leaning economists reply that public-sector workers are, on average, better educated. Whatever the merits of this argument, three things seem clear. Unions have suppressed wage differentials in the public sector. They have extracted excellent benefits for their members. And they have protected underperforming workers from being sacked.

经济学家现在仍在辩论到底公共部门的公会对于（其成员）的工资有多大的影响。对于工会到底榨取了多少工资溢价，美国劳工统计局（American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持保守观点：他们认为平均来说会要比私有部门高出三分之一。观点左倾的经济学家则回应声称（这是因为）公共部门的雇员一般受教育程度更高。不管争论的结果如何，有三点似乎是明确的：工会缩小了公共部门中的工资差距。工会为他的会员赢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且工会还保护了那些表现不佳的雇员，使他们免于解雇。

Wage differentials are relatively small in the public sector. Lower-level workers, such as secretaries, are usually better paid than their private-sector equivalents, whereas higher-level workers are worse paid. This not only makes it difficult to attract high-flyers into the public sector, but also makes it hard to raise standards by, for instance, putting the best head teachers in charge of groups of schools.

公共部门中的工资差距非常小。低等级的雇员，比方说公共部门中的秘书，一般要比私有部门中的同行收入要高，但是高等级的雇员则恰恰相反。这使得公共部门很难吸引到抱负很高的人，同时也使得公共部门很难提高工作标准，比方说让最好的教师来负责一群学校的管理。

At the same time, benefits are generous in the public sector. Governments tend to give their workers light workloads and generous pensions in lieu of higher wages (which have to come out of the current budget). In America teachers teach for a mere 180 days a year. In Brazil they have the right to take 40 days off a year—out of 200 working days—without giving an explanation or losing a centavo of pay. The defined-benefits revolution that has swept through the private sector has hardly touched the public one: 90% of American state- and local-government workers have defined-benefit plans, compared with 20% of private-sector workers.

与此同时，工会带来的利益却是巨大的。政府倾向于给予他的雇员较少的工作量和慷慨的退休金以替代更高的工资（因为工资会立刻显现在当届政府的年度预算中）。在美国的教师大概每年只上180天课。而在巴西的教师，每年只要干满了200天就可以不用任何解释地享受长达40天的假期而不会损失一分钱工资。一场关于改革确定退休收益的风暴正在私有部门迅速发展，但却基本没有影响到公共部门：美国州、地区一级的政府中有90%的雇员可以提前计算自己的退休收益，而这个数字在私有部门里只有20%。

Generous pensions have produced an epidemic of early retirement. In Brazil civil servants can retire on full pay after 35 years on the job (30 for women) and teachers can retire after 30 years (25 for women). The result is that Brazil spends as high a proportion of its GDP on pensions (12%) as Britain does, even though the population is much younger. In Poland soldiers and policemen can retire after just 15 years, so it is possible to come across 33-year-old retirees. Add to this the fact that any public-sector worker can hide behind union power to game the system—82% of senior 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 officers discover a disabling injury about a year before they retire—and you have a dysfunctional mess.

慷慨的退休金导致了大面积的提前退休现象。在巴西，政府公务员在全职工作了35年之后就可以退休（女性是30年），老师的退休年限则是30年（女老师为25年）。这样的结果就是尽管巴西的人口年龄结构要比英国年轻很多，但是两国政府在退休金上的花费几乎是相同的（GDP的12%）。在波兰，士兵和警察只需要工作15年后就可以退休，因此在街上偶遇33岁的退休人士是绝对可能的。而且公共部门的雇员还会利用工会来欺诈政府——82%的加州公路高级警察在退休前一年内都会因工伤而缺勤——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混乱了。

Unions have also made it almost impossible to sack incompetent workers. In Greece there is a law against sacking government workers solely on grounds of poor performance. In other countries there might as well be. Mary Jo McGrath, a Californian lawyer, says that “getting rid of a problem teacher can make the O.J. [Simpson] trial look like a cakewalk.” In 2000-10 the Los Angeles school district spent $3.5m trying to get rid of seven of its 33,000 teachers, and succeeded with only five. The problem extends across the country (see article).

由于工会的存在，辞退不合格的公共部门雇员几乎不可能。在希腊，法律禁止仅仅因为表现不佳而开除政府雇员。在其他国家可能也是如此。加州律师Mary Jo McGrath曾这样介绍：“和辞退一个问题教师相比，辛普森案件【译者注1】实在是有点小菜一碟。”在2000-2010年间，洛杉矶教区花费了350万美元试图辞退33000名教师中的7个，但最终也只成功了5个。相同的问题在全美国都存在（见相关文章）。

Incompetence is so endemic that several countries have invented phrases to deal with it. Brazilians joke that public-sector workers turn up on the first day, hang their jackets on the back of the chair, and are never seen again. The Greeks talk about putting incompetents “in the fridge”—giving them pretend jobs. In France it is the cupboard. Americans refer to “the dance of the lemons”—the practice of reassigning bad teachers to new schools rather than getting rid of them. They also refer to the “rubber room” where incompetent or criminal teachers bounce around, often for years, while administrators and unions haggle over what is to be done with them.

不合格的政府雇员全世界都存在，以至于有好事者发明了一些小段子来嘲笑这些人。巴西人嘲笑某些政府雇员只在上班的第一天出现一下，把自己的衣服挂在凳子后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希腊人称那些不合格的政府雇员是在“冰箱里”工作——假装他们在干活。法国人称他们为cupboard。那种不辞退不合格老师而是将他们送到其他学校去的行为被美国人形容为“在柠檬上跳舞”（“the dance of the lemons”）。他们还把“橡胶房子”（“rubber room”）这个称呼送给了那些不合格或者有错的教师，因为通常政府要花上几年时间来与工会讨价还价才能解决他们。

Fattening Leviathan
不断成长的怪兽

The unions’ influence extends to the size and nature of the public sector. Private-sector unions have learned to exercise self-restraint when it comes to pushing for more manpower: they realise that more workers may reduce the wages of their members and that a higher wage bill may drive their employers out of business. But public-sector unions are relentless in demanding more resources and more personnel, which conveniently translate into more members and more dues.

公共部门的范围与内在运行规律也受到工会的影响。私有部门的公会明白必须自我控制规模：更多的工人意味着工会会员工资的降低，更高的工资要求则会使公司陷入破产。不过公共部门的工会却还在持续地要求更多的资源和吸收更多的会员，简单的说来就是更多的人、更多的钱。

Their most dramatic success has been in Britain. When Britain’s union-backed New Labour government came to power in 1997, public spending accounted for almost 40% of GDP. When it left power in 2010 public spending was nearly 50% of GDP (partly, to be fair, as a result of recession), and 1m workers had been added to the public-sector payrolls. In California, as Mr DiSalvo points out, the prison guards’ union has been one of the leading advocates of getting tough on crime. The result of this policy has been a dramatic increase in both the size of the state’s prison-industrial complex (from 12 prisons in 1980 to 33 in 2000) and the pay of the people who run it (prison guards in 2006 made $70,000 a year in base salary and $100,000 with overtime). But public-sector unions can prosper simply by opposing rationalisation: Buffalo, in New York state, has as many public workers in 2006 as it did in 1950,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city has lost half its population.

他们在英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当1997年工会支持的工党上台时，公共部门开支只占到总GDP的40%。而2010年工党下台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了GDP的50%（当然，部分也要归因于经济的不景气），整整多出了100万的人从公共部门领取薪水。正如DiSalvo先生所说的，在加州要求对待犯罪分子更加严厉的组织中，狱卒联盟（the prison guards’ union）是最重要的支持者。这项政策的结果就是无论是从监狱的配套设施（从1980年的12个监狱发展到2000年的33个监狱）还是狱卒的薪水（2006年加州支付给每个狱卒7万美元的薪水以及10万美元的加班津贴）都取得了显著提高。甚至有些公共部门工会还会不合理的增长：在纽约州内的水牛城，2006年的公共部门雇员数量和1950年差不多，但是这座城市的人口在这个时期里减少了一半。

Public-sector unions combine support for higher spending with vigorous opposition to more accountability. Almost everywhere they have demonised competition, transparency and flexible pay. Teachers’ unions have often acted as the Praetorian Guard in this fight. In Poland they are up in arms against attempt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hours a week (a mere 18) they have to spend teaching. In S?o Paulo state, in Brazil, teachers have organised huge marches against government attempts to link promotion to performance an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days they can take off without notice. In Greece they have fought four consecutive education ministers from different parties over performance reviews. In Britain they are trying to kill “free” schools, which can be set up outside local-authority control. In America they have fought relentlessly against charter schools (which escape union rules about pay and promotion) and scholarship schemes (which give choice to parents).

公共部门工会不仅支持更高的收入，而且还激烈地反对更多的工作责任。他们几乎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妖魔化竞争性的、透明的、浮动的工资收入。在这其中教师联盟常常起到先锋队（Praetorian Guard）的作用。在波兰，他们竭力反对试图延长周教学时间（现在仅为18小时）的尝试。在巴西，Sao Paulo州的教师们组织了巨大的游行以反对政府将他们的工资与绩效挂钩，同时减少他们每周可以任意支配的休息时间。在希腊，他们就教学质量评估问题与连续四任、来自不同党派的教育部官员进行了斗争。在英国，他们尝试扼杀那些设立在地区当局控制之外的“免费”学校。在美国，他们无情地反对特许学校（因为这些学校不受教师联盟关于教师薪水和晋升规定的束缚）和（政府的）奖学金项目（因为这个给予了父母更多的选择）

The teachers’ unions have an impressive record of terminating reformers. When Marietta Giannakou, the education minister in the last New Democracy government in Greece, insisted on teacher accountability, she lost her seat at the next election. Michelle Rhee, the chancellor of the awful school system in Washington, DC, closed failing schools, fired more than 200 ineffective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and advocated merit pay. But the unions fought her every step of the way, using their muscle first to get rid of her patron, the city’s mayor, and then to bring about her own resignation.

在赶走改革者这件事情上，教师联盟拥有惊人的成功率。希腊上一届新民党（New Democracy）政府教育部长官Marietta Giannakou坚持要（给予教师更多的）工作责任，于是在下一届选举中她就失败了。Michelle Rhee，当她在华盛顿特区担任这个糟糕的教区的执事长时，她关闭一些不合格的学校，开除了超过200名不胜任的教师和校长，同时提倡绩效工资。教师联盟与她在每一个政策上都展开了较量，他们首先把市长（Michelle Rhee的保护人）赶下了台，然后迫使她提出了辞呈。

It is impossible to calculate the cost of the unions’ inflexibility. But several recent studies provide some indications. Policy Exchange, a conservative think-tank, calculates that people in the British private sector work 23% more hours than their public-sector counterparts over their lifetimes, thanks to public-sector strikes, sick days and early retirement. Barry Bluestone, a left-wing economist, calculates that the price of America’s public services increased by 41% in 2000-08, while that of private services rose by 27%. Eric Hanushek, an economist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rgues that replacing the bottom 5-8% of American teachers with merely average performers could move the United States from near the bottom to near the top of the international maths and science rankings.

我们不可能计算出工会的阻挠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但最近的一些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一个保守的智库Policy Exchange估计，由于公共部门雇员的罢工、带薪休假以及提早退休等因素，英国私有部门的雇员一生中平均要比公共部门的同行多工作23%的时间。左翼的经济学家Barry Bluestone计算出从2000年到2008年，美国公共服务的价格提高了41%，而同一时期私有部门的服务价格只提升了27%。斯坦福大学的Eric Hanushek认为如果可以把美国最差的5%-8%的教师替换成平均水平的教师，那么美国学生在国际数学和科学的排名就可以从最底端爬升到最顶端。

The rigidity of the public sector does not merely reduce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It also discourages innovation.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novative firms routinely experiment with new business models, measure the success of those models and then expand successful ones. But whenever public-sector managers have tried to do the same—by establishing magnet schools that focus on certain subjects, or charter schools with longer teaching days, for example—the unions have opposed them. In France they have blocked any attempt to introduce more flexibility into the country’s highly centralised education system, or indeed to change it at all.

公共部门的顽固不化不仅仅降低了服务的质量，而且还抑制了创新。在私有部门的创新性公司中，他们每天都会尝试新的商业模式，衡量每一种模式的盈利程度然后推广最成功的那些。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公共部门的负责人尝试做一些创新的事情——比方说建立一个特色学校（magnet school）专注于特定的领域，或者开设延长教学时间的特许学校——工会都会反对他们。任何向法国高度集中的教育系统注入灵活性的尝试都已经被他们（工会）封锁，除非来一次翻天覆地的改革（才有可能有所变化）。

Only Germany provides a chink of light. There, although around 60% of public-sector workers are unionised, wage increases in the public sector have lagged behind those i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ough civil servants, who make up nearly half the public-sector workforce, enjoy both special pension schemes and job security,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strike. Indeed, the idea of going on strike for political reasons is unthinkable among all public-sector workers in Germany.

只在德国还有一丝光明。在那里虽然大约60%的公共部门雇员都参与了工会，但是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的增长还是要比私有部门慢。占到公共部门雇员一半人数的政府公务员尽管享受到特殊的退休金计划和工作保障，但是他们不允许参与罢工。事实上，对于德国所有公共部门的雇员来说，参与罢工从政治上来说完全是不可想象。

The battle ahead
战斗即将打响

Public-sector unions now face the biggest challenge in their history. Governments almost everywhere—particularly in the rich world—are being forced to cut back public spending. Many governments (for example in Ireland, Greece and Spain) are cutting public-sector pay. Others (for example in Japan and America) are freezing it. Greece is increasing the retirement age from 58 to 63 and making it possible to fire public servants. Britain is cutting government departments by as much as a quarter, and is reviewing pensions.

公共部门的公会现在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政府——特别是在发达国家——都被要求减少公共开支。很多政府（比方说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正在减少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其他的政府（比方说日本、美国）也冻结了工资增长。希腊正着手将退休年龄从58岁调整到63岁，而且允许解雇政府公务员。英国正准备将政府部门裁员四分之一左右，同时重新审定退休金计划。

In the United States several rising Republican governors are keen to turn the short-term struggle over pay and benefits into a bigger battle about trade-union power. New Jersey’s Chris Christie (see article) and Minnesota’s Tim Pawlenty have both eagerly taken on the new “privileged class” of public-sector workers. Do the public exist to serve public-sector workers with their high pay and inflated benefits, they ask, or do public-sector workers exist to serve the public?

在美国，一些刚刚执政的共和党州长已经迫不及待要将这种关于工资和福利的短期斗争扩大到与工会之间的抗争了。新泽西州的Chris Christie（见相关文章)与明尼苏达州的Tim Pawlenty已经急迫地开始和“特权阶级”（公共部门的雇员）进行较量。他们大呼：到底应该是老百姓服务这些拿着高工资、高福利的公共部门雇员，还是应该由他们来服务老百姓？

Even people on the left are beginning to echo these complaints. Andrew Cuomo, the incoming Democratic governor of New York, is rattling his sabre against public-sector union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y make up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base. Davis Guggenheim, an impeccably liberal film director whose credits include Al Gore’s “An Inconvenient Truth”, subjected the teachers’ unions to a merciless critique in “Waiting for Superman”, flagellating them for perpetuating a broken system and presenting Randi Weingarten, the head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as “something of a foaming satanic beast”, as the Variety reviewer put it.

即使那些持左翼观点的人也开始附和这些抱怨。虽然公共部门的公会为Andrew Cuomo的选举胜利奠定了基础，但这位即将上任的民主党籍纽约州州长也开始向工会动手了。著名的纪录片导演Davis Guggenheim，他曾经执导戈尔副总统主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也在自己的新片《等待超人》中（“Waiting for Superman”）对教师联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娱乐报纸）《Variety》的评论员是这样评论的，Davis Guggenheim这个完美的自由主义者怒斥（教师联盟）正在试图延续一个坏制度的生命，同时批评美国教师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的主席Randi Weingarten是“一种令人恶心的邪恶的人面兽心人。”【译者注2】。

The unions have responded by proclaiming war on cost-cutting governments. They have already organised strikes and protests. Millions of French workers marched against Nicolas Sarkozy’s modest plans to raise the retirement age by two year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taken to the streets in Ireland and Greece against austerity measures. London Underground workers have repeatedly paralysed transport in the city. But this is a mere prelude. Unions across Europe have promised strikes in 2011 on a scale not seen since the 1980s.

（公共部门的公会）则以对抗的形式回应政府削减开支的决定。他们已经组织了很多场罢工和游行。上百万的法国工人游行示威反对萨科奇对退休年龄温和的调整（推迟两年）。成百上千的爱尔兰、希腊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紧缩政策。伦敦地铁已经几次（因为工人罢工）而瘫痪。这还只是前奏，全欧洲的公会都表示将在2011年举行罢工，其声势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

Public-sector unions will find it hard to win these battles. They have not been particularly successful in mobilising public anger, considering the scale of the cutbacks. Nor have they notched up any notable victories: the Greek and Irish governments have implemented their austerity packages and Nicolas Sarkozy has raised the retirement age. They are also discovering that many people in the private sector regard their public-sector colleagues as an overprivileged elite. Spanish civil servants were shocked at how little support they got when, last June, they protested against a 5% cut in pay. And a recent poll showed that 65% of people in stick-in-the-mud Greece want civil servants to lose their job security.

不过公共部门的公会将发现他们很难赢得这些斗争。考虑到（他们并不严重的）损失，他们的行为很难激起全社会的愤怒。到目前为止他们也没有取得值得庆祝的胜利：希腊和爱尔兰政府已经开始实施紧缩方案，萨科奇也已经提高了全法国的退休年龄。他们现在发现很多私有部门的同行视他们为拥有过高收入的社会精英。去年六月西班牙公务员游行反对（政府）减少了他们5%的薪水，但他们发现公众给予他们的支持却是如此的少。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希腊65%的保守派民众希望公务员丧失现在对他们工作的保障。

The pressure to rationalise the public sector is likely to continue in coming years. The debt level in OECD countries is expected to rise to 120% of GDP by 2014, thanks to a combination of ageing populations and inherited obligations, some of them driven by the public sector’s insatiable appetite for pensions. Joshua Rauh, of the 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reckons that seven American states will have exhausted their pension assets by 2020.

当前公共部门面临的压力在来年还会继续。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债务水平在2014年有望达到GDP的120%，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和可继承债务的影响，部分国家的政府肯定还要承受来自公共部门对退休金贪得无厌的压力。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Joshua Rauh认为到2020年全美将有7个州的退休金计划破产。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write off the public-sector unions. They are masters of diverting attention from strategic to tactical questions. Undoubtedly the unions will lose some of their privileges over the coming years; the scale of the debt crisis makes this inevitable. But will governments have the courage to tackle the root causes of the problem (such as pensions) rather than dealing with secondary problems (such as wages)? And will they dare to tackle questions of power rather than just pay and perks? If they are to claim victory in the coming fight, they need not just to restore the public finances to health. They also need to breathe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into Leviathan.

将公共部门工会全部撤销绝对不可取。这些工会是将公众注意力从战略性问题转移到技术问题的专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工会毋庸置疑将会丧失部分特权。但是政府是否有勇气真正去解决根本问题（比方说退休金），而不是纠结在次要的问题（比方说薪水）上？政府是否敢于去真正撼动这股力量，而不是仅仅在收入、外快这种小问题上做文章？如果政府真正要想在接下来的斗争中宣告获胜，他们将不仅仅需要恢复财政健康，更需要为（公共部门工会）这个怪兽注入一丝创新的精神。

Briefing
精粹

译者注1： 世纪大案辛普森杀人案，可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O._J._Simpson_murder_case 想看中国人的介绍，推荐去看林达写的这本书《历史深处的忧虑》。

译者注2：《Variety》的评论文章http://www.variety.com/review/VE1117941947?refcatid=2471，我感觉这个骂得也忒狠了吧

译者：话说真是全球同此冷暖啊，呆在公共部门就是舒服。

以前感觉我们国家很多重要会议的发言都是大话、空话、套话，总是那几个词翻来覆去，倒腾来倒腾去。在二十五大的时候有机会参与了大会报告的撰写，虽然只关于学生领域，但整个过程观察下来，自己收获颇多。那些重要的大会报告（特别是全国层面的大会），并没有长篇累赘的大套空话，甚至可以说是每句话都不是废话，高度凝练的话语下包含了纷繁的信息。

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我没法接受到这些信息呢？或者更具体的说来，在那些高度总结的话语下所指代的政策到底是怎样的呢？更进一步来说，到底哪些人因此获益，他们又是怎样获益的呢？NHK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力量》给这一连串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来观察和解答。

这部三集的纪录片2009年下半年在NHK播出，三集的题目分别为：《电影革命的冲击》、《驰骋非洲的巨龙》、《吞购世界的巨龙》。摘一段来自豆瓣的介绍简单说明一下三集的内容：

第一集“‘电影革命’的冲击”，以电影界为中心，描写中国各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好莱坞活跃的导演、制片人纷纷移师中国，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各国，出现了中国影视剧和中国语热潮，介绍中国力争成为受世界尊敬的文化大国的文化战略。第二集名为“驰骋非洲的巨龙”，介绍在中国政府政治、外交方面的援助下，中国企业进军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等非洲国家，构筑新的华人网络的现状。第三集“吞购世界的巨龙”，通过对一家中国投资银行的跟踪采访，介绍在全球性金融危机、资本收缩的情况下，中国投放巨额公共资金，扩大内需，投资银行飞速成长，凭借雄厚资金，收购外国企业等状况，剖析驰骋世界的China Money的实力。

应该说，这三集主题的选取确实很有代表性，紧盯住了我国现在正在全力推进的三个重要政策：发展文化产业、中非合作以及“走出去”战略。从日本媒体人的角度来说，这三个战略及其背后的政策，以及随之造成的影响，可以很好的表现出现在中国在世界中的力量。或许我们看来，日本人有些言过其实，不过这部纪录片倒是给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解这些战略背后的政策是怎样的，其中又是哪些人在具体参与和实施这些政策并从中获得受益。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报告中的三句话最适合每集解说的开头词。

《电影革命的冲突》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这一集的开篇就是2009年“北京国际电影电视周”的情况，来自西亚、非洲等地区的很多文化官员、电视台负责人都在这个展销会中出现，饶有兴趣地购买中国的影视产品，比方说《建国大业》、《投民状》等等。我从网上获知，这个活动由国家广电总局和北京市政府主办，虽然不能确定这是否属于“重大文化产业项目”，但很显然这个活动应该算包含在了这句话内，因为它的带动作用确实很明显：在一个政府帮助搭建的平台上，内容提供商（影视公司，甚至还有赵本山的“本山大本营”）找到了渠道，国内外渠道商找到了文化产品，中国政府则实现了文化输出、增强文化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建设”：然后纪录片花了大量的时间叙述陈可辛的《十月围城》（个人觉得这部电影还是挺不错的），包括从影片的拍摄，到后期制作、宣传的全过程。片中特别详细的介绍了在影片的宣传准备阶段，陈可辛邀请投资电影的几家电视台（广东卫视、湖南卫视、江苏卫视、上海广电集团）的负责人商讨怎样在宣传上打开声势、打乱对手（《三枪拍案惊奇》与《孔子》）的广告攻势，开会时每一个人都神情专注，认真详尽的制定了一场包括100家宣传媒体、30家全国著名栏目、覆盖7亿人次的“全世界最大的宣传攻势”。陈可辛的工作室、几家电视台，这些应该都算是“文化产业的骨干企业”，现在他们自发或者不自发的碰在了一起，通过合作实现了各自的发展，也自然要算是“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建设”的文中之意了。

“加快文化产业基地”：纪录片介绍了中影集团在北京建造的世界最大规模的电影数码制作基地，面积15万平方米，包括16个摄影棚和配套的宾馆等。日本记者给这个基地的评价是“资本、人才、技术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结合”，而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基地的副总宋振山说的一句话：“你只要带着剧本和资金来，所有的配套工序都可以在这里完成”。 这肯定是“文化产业基地”最好的代表了，而且据说基地还将扩大三倍，这更是落实了“加快建设”的要求。

《驰骋非洲的巨龙》

我们将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

“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这一集中重点讲述了ZTE（中兴通讯）作为独家通信设备商投资建设了覆盖非洲大国埃塞俄比亚全境的移动网络的故事。06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制定了要建设覆盖全国范围的通讯网络的计划，并要求该计划在2010年大选前必须完成。由于埃国大部分的地区为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从纪录片中可以看出，该国大多数的农村公路还是未硬化的泥土路，大雨一下整条路就会成为汽车的噩梦），这项计划的实现难度很高，这使很多西方通讯公司望而却步。中兴通讯考虑到网络投入使用后的巨大利益，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以较低的价格（总计15亿美元）承接下了这个项目。接下来的工作十分艰苦，纪录片中对一个中国员工的宿舍进行了拍摄，坦白的说条件极差：小屋子一间，一张床，一个小桌子，一个不到3平米的厕所；床铺就是一个席梦思，上面连床单都没有；一天一桶水，仅够洗个脸、洗个脚，洗澡根本是不可能；饭菜就不形容了，顶多就是管饱吧。”能派遣一大批在艰苦环境中仍然甘之如饴的人才，正是（ZTE）这种实力，使在农村建设通信网络成为可能”。如果故事仅到这里结束，那顶多只能算是两国之间的商业合作了，更让人吃惊的是，这15亿美元的工程款，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中国开发银行向埃国政府贷款的形式支付的，也就是说这其实是我们政府变相的一种援助，不过这种援助为中国企业打开了一个国家的大门，而且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钱最终还是用到了我们自己中国人身上。这种国家和企业通力合作的方式，（同时还不对非洲国家的政策指手画脚），正是非洲各国求之不得的。正如埃国政府通信部前部长所说的，就是“要解决贫困问题，就一定要完备通讯网络，这是当务之急。国家要发展，信息是必不可少的。我终于明白了中国企业干活快，还不对我们说三道四，他们才是开发非洲的最佳人选”

“扩大务实合作”：接下来纪录片讲述了一个民营企业到“铜矿之国”赞比亚找矿的故事。永同昌矿业公司利用去年在厦门举办中国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的机会，与赞比亚的政府官员（外交部长、矿业部部长、商工贸部部长）进行了会谈，明确了公司投资赞比亚的决心。他们计划首先在赞比亚北部的矿区寻找铜，找到之后建设采矿设备，将采到的铜送到中国国有企业（我猜测是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在赞比亚修建的炼铜厂中赚钱。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永同昌在投资赞比亚之前，对于是否可以顺利找到铜矿其实心中根本没有底，永同昌在赞比亚的负责人这样形容这次投资：“这个项目关系到公司的未来，一定要在赞比亚找到铜矿。”我想，敢于投资这种极具风险的项目，一方面是因为赞比亚确实铜的资源太过丰富，另一方面也因为国有企业在赞比亚打下的坚实基础给永同昌提供了极大的信心。而根据今年8月的消息，永同昌已经在赞比亚找到铜矿了。

《吞购世界的巨龙》

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

这一集简直就是总书记这句话最好的注解。这集介绍了陈宏领导下的汉能投资公司，这其实是一个投资银行。讲了几个案例，一个是经过汉能的撮合，在中国开发银行的帮助下，三大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之一与美国石油开发公司合作开发了某处油田，这应该算“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帮助雅图（ACTO）投影仪公司在海外寻找收购对象，获取公司急需的技术与品牌，而这个项目应该会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这算“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为中国的一家手机生产企业（雷盟集团）在美国纳斯达克找到了一个壳公司（ZOOM），实现了其在美国上市的愿望，这是“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为中国的一家银行寻找在欧洲的收购对象，这是“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

在观看的过程中，我脑海中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他们读懂了总书记的讲话？他们又凭借什么从政策中获益的，他们的共同点在哪里呢？或许可能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他们具有这个实力，比方说陈可辛从1986年就开始入行，在电影行业浸润了十几年，熟悉其中的每一道工序每一处难点，再比如陈宏在创办汉能之前已经带领CRIC走过了从草创到纳斯达克上市的全过程。这些实力是保证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取得成绩的基础。第二是他们有人脉网络，比方说永同昌要能够受邀参加到政府举办的中国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否则他们找不到机会接触赞比亚的政府官员。还有ZTE，在埃塞俄比亚项目的招标过程中，不难理解中国开发银行会偏向于选择中国企业，但在中国通信行业内部竞争同样很激烈，要保证中标这其中肯定需要很强的商业运作，人脉网络能够保证他们在第一时间靠近利润的来源。第三点是是我最佩服的，他们对于事业有着不懈追求的精神。甄子丹为了一个简单的武打动作，可以与陈可辛反复讨论，不断修改；为了一段10秒钟的镜头，已经结束拍摄的范冰冰直接从法国赶回来，不断重复地拍摄了几十遍；ZTE的工程师们跋涉了几个小时达到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村庄，一下车就直接往100多米高的信号塔上爬，立即开工；永同昌的勘探师甚至直接住在了赞比亚的森林里，搭起帐篷，铺起几张地铺就算办公室了；汉能投资的银行家为了客户中意的目标，可以持续不停地与对方企业进行长达半年的沟通。老实说，对比这三点，已经不难理解为什么是他们在受益，而大多数的其他人只能干瞪眼心中嫉妒了。

可惜的是，纪录片涉及到的人与事，应该来说大多数还是属于私营企业部分。对于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动作，大多数的介绍都来自于解说，缺乏形象的视频资料，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相信谁都可以理解这是为什么。

其实从这批人身上，我看到了一些异于中国传统的特质：对现有制度、社会形态水滴石穿的态度。纪录片中大多数主人公都很独立、自信，而且相信个人奋斗。这当然这不代表他们不依附于现有的制度前进或者说不与既得利益阶层合作，否则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党的政策的受益者。但他们有改变的态度，敢于去改变这个社会，让它变得更好，更丰富也更精彩。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这种改变会因为自己的杰出工作而产生。这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智慧。

“不管怎么说，一个人无法改变制度，但首先可以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做事，静观其变比较好。我们制作的电影能有成果，就推动整个电影产业前进一些，制度也就会随结果而动”——陈可辛

这个学期我的主要授课任务在初一年级，负责教初一（1）到（4）班的历史，再加上初一（7）到（8）的政治。到这个周末，学期过半，自己也逐渐进入了一名教师的状态，本周学校进行了初中部的期中考试，现对期中考试进行简单的分析并对接下来半个学期的教学进行初步的设计。

一、历史

本次期中考试历史卷子是由我出的。我按照60分钟的题量总共设计了10道选择题，5道填空题，2道简答题外加一道材料分析题。总体来说，这次考试的题目偏易：首先是题量不多，很多孩子大约40-50分钟就基本完成了所有题目；其次是题目并不难，选择题的顺序是按照书本授课顺序出的，方便学生从书上找答案，此外所有的题目（包括最后的材料分析题）都只考察一课的内容，不需要学生运用综合能力来回答问题；最后是考虑到孩子们的接受能力，我在考前安排了一节复习课，复习内容基本已经覆盖了考试中90%的考点。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四个班的成绩相差比较大，平均分分别为60.32、70、74.53、62.56，这与平时授课时的感受基本符合：（1）、（4）班学生听课纪律较差，课堂互动较难，而（2）、（3）班学生的听课纪律要好很多，同时（2）班的课堂互动要比（3）班更好，但学生的接受程度要差一点。为了更好的分析这个成绩背后的原因，我对四个班的同学依照分数排列做了分析图。

我将填空题和选择题部分看成是这次考试的基础知识部分，从这两个部分的成绩来看，（1）班分数在前70%的学生可以把填空题分数稳定在10分以上（满分为20分），而在选择题方面成绩确必须位列在40%内才可以稳定在20分以上（满分为30分）；（4）班情况稍好，这两项数据分别为70%和50%。也就是说在这两个班，只有50%左右的学生将课堂上的基础知识学到了。可是在我平时的授课中，对于基础知识我会要求学生把这些内容在书本上用笔划下来，在考前我也多次强调要那些没有划重点的学生找班上的同学补上。这说明，（1）和（4）班中存在一批比较懒的学生，对于这种几乎就是“举手之劳”的学习任务都没有完成，针对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授课过程中，我需要更加严厉的要求学生做笔记、划重点，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运用布置作业、罚抄书本的方式加强对这些后进学生的教学。

另一方面，从（2）、（3）来看，基础题的部分效果要好很多，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教学除了在保证基础知识的授课效果之外，我会着重在知识的串讲、历史兴趣的培养上多对这些孩子下功夫，建立起他们真正对历史的敬畏感和兴趣感，保持这种良好的势头，从而达到提高他们综合能力的目的。

二、政治

政治的情况稍微要糟糕一点，两个班的平均分都没有上60分(55.94、53.83)，不过从分析的结果上来看，我对政治科目的信心其实要比历史科目强。

因为从本次考试中可以看出，虽然选择题的正确答案在书上难以找到，但是由于大多数学习的内容都属于基本常识型的内容，因此其实大多数的学生答得还不错（前75%）的学生成绩基本都可以稳定在30分以上（选择题满分48分）。而真正丢分的大户是在简答题，学生们完全不知道如何作答简答题。两个班都必须是排列在前25%的学生才能勉强让简答题上40分（满分52分）。而简答题孩子们的回答更是五花八门，就像在和我平时上课交流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章法也没有根据。这必须得自我批评，我没有能够教会他们怎么来答政治的简答题，考试前也只是简单的要求他们答题目的时候按照书本上的内容来作答，没有给孩子们足够的训练机会，导致简答题做起来确实很盲目，在下学期的教学中，我可能会需要专门抽出2-3节课来强化这方面的训练，要让他们掌握回答简答题的格式和应试技巧。

从政治考试的难度来看，简答题的难度应该没有达到期末考试的水平，但选择题的难度应该是足够的，所以只要学生能够保持这个水平，再加上半个学期的强化训练，平均分60分的目标应该还是可以冲击一下的。

题外记：半期下来，慢慢开始和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互动，也确实发现这些孩子们的可爱之处。你在操场里闲逛的时候他们会过来和你打招呼，嬉皮笑脸地和你“摆龙门阵”；你上课说到有趣的地方时候，他们会以笑声对你以反馈；你在路上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会大声的叫你一下，“李老师”，有些忘记我名字的学生就会不好意思的轻轻喊一声，“历史（政治）老师好”。当然，他们也毕竟只是一群12、13岁初一的孩子，也很调皮，有时候甚至会把一些脾气好的老师气得暴跳如雷，我少不了要说一些重话，批评他们学习不认真、作业不好好做、每天只知道玩。但逐渐我会发现，自己确实很喜欢他们，也很愿意和他们呆在一起。有机会我就会找一两个孩子来我的办公室交流，谈谈最近的学习，有时候也会问问他们的生活，在晚饭前的一段休息时间，我会经常在校园里闲逛，碰到住校的学生就和他们坐在操场边坐下，随便聊聊最近的情况。即便是我在骂他们的时候，其实内心里绝不是厌恶或者讨厌他们，而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从内心里真正的希望他们可以从我的骂声中吸取教训，少走弯路。

我发现，我确实在改变他们，比方说有些孩子会跑来问我有什么好的历史书可以介绍给他们看（可惜的是，我手上没有能够合适他的历史书，而学校的图书馆似乎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设置），有孩子会来问我自己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曾告诉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独一无二，寄托着长辈们对我们最美好的祝愿），也有孩子会吵着要每节课都跟着我跑，因为他们说每节课都可以从我这里听到很多的历史故事。甚至那些最为调皮的孩子，我也能感受到与他们特殊的感情：他们并不怕我（我一般不凶的），但是他们很关注我对他们说过的话，因为他们发现我了解他们，而且我的评语总是能够击中他们看似强大的外表下脆弱的软肋。

但其实，慢慢的，我也在被他们改变。我不再像刚来一样，觉得那些调皮的学生简直无药可救，我也不再认为自己是来改变他们未来一生的“光荣的支教老师”，这不是我这一年能够做到的。更关键的是，其实是我开始慢慢明白教育的真谛，其实不在于你在一瞬间里改变了什么，而在于你一时一刻在坚持什么，只要你坚持对教学的钻研、坚持对学生的关心、坚持你为人师表的态度，你就是做对的事情。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教育很像水，水滴则石穿，静水而流深。应付了事、临阵推诿的教学态度，永远出不了好的学生，自然也不可能出好的老师。

一年的时间，不可能求做成多大的事情。但求在10年之后、20年之后，这群孩子再相聚的时候，茶余饭后、酒足饭饱之余还能记起、谈起我这个曾经和他们生活过一年、给他们讲过很多历史、哲学故事的李老师。

——————————————————————————————————————

另附上本次期中考试改卷趣闻12则，以享观众。更多关于贵州支教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腾讯微博（@李汇东），呵呵

Obama and the mid-terms
奥巴马与中期选举

How did it come to this?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The candidate who promised hope and change has delivered neither. But it is not entirely his fault
候选人承诺会带来希望和变革，结果却两无兑现。不过， 这不全是他的错。
Oct 28th 2010 | WASHINGTON, DC

HE MAY not feel it on the eve of what is likely to be a wretched mid-term election for his party, but Barack Obama is a lucky man. The new boy from Illinois who joined the Senate in 2005 cannot have expected to become president in less than four years. Though not lacking in self-belief, he thought his chance would come later. But within a year, Pete Rouse, his chief of staff, urged him quietly to lay plans for a presidential run in 2008, just in case “a perfect storm” gave him an opening.

中期选举前夕，民主党败象毕露；此时此刻，奥巴马也许对自己是幸运儿这个事实都失去了感觉。2005年进入参议院的这位伊利诺伊州的新人，应该不会想到自己能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当上总统。不是缺乏自信，而是他认为这个机会应该会稍晚一点才会来。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幕僚长皮特劳斯（Pete Rouse）就悄悄催促他开始着手竞选2008年美国总统的准备，以防错过一场“完美风暴”带给了他的绝好开局。

One part of the perfect storm that blew Mr Obama into the White House was the financial panic that followed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in September 2008 and cruelly exposed John McCain’s imperfect grasp of economics. The younger candidate was not only the better communicator, but seemed also to possess the cooler head and safer hands for troubled times. At his swearing-in in 2009, the Democrats enjoyed comfortable majorities in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and Mr Obama himself basked in a worldwide sunshower of goodwill. Pundits started to wonder whether the defeated Republicans had been smashed for a generation.

这场把奥巴马吹进白宫的“完美风暴”其中的一股便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后引发的金融恐慌，这种恐慌也残酷地暴露出（另一个候选人）麦凯恩在掌控美国经济方面能力不足【译注1】。奥巴马更年轻，更善沟通，同时拥有平定乱世清醒的头脑和稳健的手腕。在2009年奥巴马宣誓就职的时候，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占有多数，而且奥巴马本人也享受着来自全球如阳光般温暖的善意。政治专家们甚至开始怀疑，被击败的共和党人是不是整整一代人都已经完蛋了？

How is it possible, just 21 months later, that the Democrats are expecting a thrashing next week and the Republicans look poised to take control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maybe even the Senate? The main answer is that the same economic storm that propelled Mr Obama into office has played havoc with his presidency. But there is more to it than that. To see why, it helps to break the story into three parts: the legacy he collected from George Bush, the distraction of health reform and the resulting fracture between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man in whom they had invested so much hope.

但仅仅21个月后，下周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就极有可能面领着一场惨败，而共和党人却已经可以镇静自若的着手准备夺回众议院甚至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这怎么可能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场把奥巴马送上台的经济风暴现在却又在动摇他总统的宝座。当然，还有更多的原因值得探寻。为了一探究竟，我们将整个故事分成三个部分：从布什那里继承的烂摊子、医改的分心以及因此导致的美国人与这个深寄厚望的总统之间的裂痕。

The poisoned legacy
烂摊子

Everyone knew that Mr Obama had inherited the in-box from hell. The banks had to be saved from collapse and the real economy resuscitated. There were unfinished war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and fear that the earth was overcooking in its shroud of greenhouse gases. Since his election Mr Obama has had to deal not only with these matters but also with others he could not have foreseen, such as a BP oil rig exploding and squirting 170m or so gallons of crude oil into the Gulf of Mexico. Nonetheless, by the end of 2009 Mr Obama thought he had done rather well, using Oprah Winfrey’s show to award himself “a good, solid B-plus”. This was not, or so it seemed at the time, an implausible mark. His administration had, after all, tackled some huge economic problems early on, and with apparent success.

众所周知，奥巴马从（布什）那里继承来的是一堆烂摊子：不能让银行破产，还要复兴经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地的战争尚未，温室气体加剧全球变暖的（也给美国）带来了恐慌。自从他当选之后，奥巴马总统不仅需要处理以上这些问题，而且还碰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比方说BP石油钻井平台爆炸导致1.7亿加仑左右的原油被喷射进入墨西哥湾。即便如此，奥巴马在2009年底觉得他已经做得相当好了，在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的节目上他评价自己的表现是“一个相当牢靠的B+”【译注2】。这一自我评价（在当时看来至少是这样）还是有些道理的。但是不管怎样，他的政府在执政早期时确实明显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庞大的经济问题
First of these was the need to stabilise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its final week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alked a deeply reluctant Congress into enacting the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me (TARP) so that $700 billion of taxpayers’ money could be used to keep the system afloat. But Mr Obama’s team had to finish the job. In doing so they resisted calls to take the banks into public ownership and opted instead for a regime of “stress tests”, a controversial approach that had to be adapted over time but appeared ultimately to work: American banks are now better capitalised than they have been for decades.

其中第一项就是稳定金融系统。在布什政府执政的最后几个星期，他们终于说服极不情愿的议会制定了救助不良资产救助议案（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me，TARP），这样政府就可以使用7千亿的税款来维系金融系统。但这项工作需要奥巴马的团队来完成。在执行过程中，（新总统的团队）抵制住了使银行公有化的呼声，选择了一种存在争议的办法：“压力测试”（“Stress tests”），虽然必须进行一些修改，但最终证明它确实发挥了作用，美国银行现在的资本状况比近几十年来还要健康。

The real economy also needed instant attention. The banks had stopped lending and consumer confidence had evaporated. Two weeks before the election, the Fed forecast that the rate of unemployment, which was then 6.6%, would continue to rise in the course of 2009 and that 2010 would see only a moderate recovery. During the transition, Mr Obama therefore began to prepare a standard Keynesian response: a stimulus bill to jack up public spending and cut taxes. The Recovery Act he signed into law in February 2009 allocated $787 billion, almost all to be spent in two years: roughly one-third in tax cuts, one-third in new spending and the final third in transfers to the states.

而实体经济也需要时刻关注。银行业已经停止放款，消费者信心也几乎荡然无存。总统大选前的两个星期，美联储预计当时6.6%的失业率在2009年中还将继续上升，在2010年时预计还只细微地下降一点。因此在政府过渡阶段，奥巴马已经着手准备了一个标准的凯恩斯主义的回应：建立一个以提高公共开支并且削减税收的刺激法案。他在2009年2月签署的复苏法案（Recovery Act）计划在两年内总共拨款7870亿美元，大约三分之一用于减税，三分之一用于一些新的开支，剩下的三分之一转移给各个州政府（使用）。

Also during the transition, Mr Obama had to work out what to do about GM and Chrysler. The titans of Detroit were tottering on the brink of liquidation, threatening to collapse and take more than a million jobs with them. Mr Bush threw them a temporary lifeline, but it fell to Mr Obama to decide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bail them out. He gave GM $50 billion in return for 61% of its shares, but on tough conditions. The firm had to declare bankruptcy and fire its managers. As with the banks, this appears in hindsight to have been a sound enough call: both firms are back in profit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tends to dispose of its stake.

另外，在过渡阶段，奥巴马还必须决定如何处理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问题。这些底特律的巨头们已经在清算的边缘徘徊很久了，他们威胁（政府）马上就要倒闭了，而且还会因此导致超过100万个工作机会的损失。布什扔给了他们一根临时的救命稻草【译注3】，而把政府是否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决定权留给了奥巴马。奥巴马总统用500亿美元获得了通用汽车61%的股份，但是附上了苛刻的条件。通用汽车不得不宣布破产而且辞退公司的经理人。同援助银行业一样，这些政策事后证明还是有效的：两家公司都已经开始盈利，而且联邦政府正在准备出售手中的股份。

If it was not outlandish of Mr Obama to award himself that solid B-plus at the end of 2009, what has changed? What matters is what has not changed. The banks are safer and the car industry healthier, but the ghost of Keynes has failed to work his magic. Formally the recession ended a year ago, and the danger of a second dip is receding. But the post-stimulus recovery has faltered and unemployment, at just under 10%, is stubbornly refusing to fall (see chart 1). Last February, a year after signing the Recovery Act, Mr Obama had to concede that with millions of Americans out of work and millions more unable to make ends meet, “It doesn’t feel like much of a recovery yet.”

如果2009年底奥巴马奖励自己“一个相当牢靠的B+”不算古怪的话，那（到现在到底）什么改变了呢？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没有改变。银行业安全了，汽车业也健康了，但是凯恩斯主义的幽灵并没有展现出他的魔力。形式上经济危机在一年前已经结束了，二次探底的危险也在逐渐减弱。但是刺激法案后的经济复苏却一直姗姗来迟，只比10%少稍许的失业率一直顽固地拒绝下降（见图表1）。今年二月，在恢复法案签署一年之后，在仍有数百万美国人处于失业状态，更多的人难以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奥巴马不能不承认“这确实不太像一场复苏”。

Republicans claim this as proof that the stimulus failed. That is, to put it charitably, an over-simplification. The non-partisan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says that far more people would have been out of work in an unstimulated America. Indeed, to those on Mr Obama’s left the disappoint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sident was too cautious and the package too small. But that is not how it seemed at the time to the politicians making free with taxpayers’ money. A cool $800 billion or so, on top of the $700 billion for the TARP, looked more profligate than parsimonious. Whether the White House could have got more from an already shell-shocked Congress remains an open question.

共和党人声称这标志着刺激法案的失败。和气点说，这种论述太过简单了。非党派化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称如果没有刺激法案，估计更多的人早就没有工作了。事实上，对于左翼人士来说，这令人失望的结果正说明总统太过谨慎，刺激法案的力度太小了。但当政客们随意处置纳税人钱的时候，事情看起来似乎并不是这样。除TARP计划中的7000亿，8000亿美元的高额援助款绝不能算吝啬，甚至可以称得上挥霍【译注4】。其实面对已经被倍受打击的国会，白宫是否还可以获得更大的授权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The distraction
分心

Seven months ago, in what may have been the proudest moment of his presidency, a beaming Mr Obama signed into law a far-reaching bill to reform America’s system of health care. He was doing so, he said, “for all the leaders who took up this cause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Teddy Roosevelt, Franklin Roosevelt, Harry Truman, Lyndon Johnson, Bill and Hillary Clinton and the late Ted Kennedy. Its passage was “remarkable and improbable” because the punditry, lobbying and game-playing of Washington had made it easy to doubt America’s ability to do “such a big thing, such a complicated thing”.

七个月前，那可能是他总统任期中最骄傲的时刻，奥巴马得意洋洋地签署了一份意义深远的法案——美国医疗体系的改革法案。他说，他之所以做这个，“是为了过去几代人中那些致力于此项事业的领袖们”：西奥多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克林顿夫妇（Bill and Hillary Clinton）以及已故的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这项法案的通过是如此的“了不起和不可思议”，因为对于早已被权威力量、游说集团以及政治博弈斗争包围的美国政治，人们很容易怀疑它是否有能力作出一件”如此庞大，如此复杂的事情”。

He was right. 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was, as Joe Biden, the vice-president, was overheard telling the president at the signing ceremony, “a big fucking deal”. But was it wise of Mr Obama to put such a big thing, such a complicated thing, at the very heart of his presidency in his very first year, in the middle of America’s worst recession for decades?

奥巴马这么说其实很有道理。副总统拜登在签字仪式上被偷听到向总统奥巴马这样形容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PPACA，保护病人并可支付费用的医疗法案），“这真他妈是一个巨大的交易”【译注5】。但对于奥巴马来说，在他任期的第一年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选择去做如此一件复杂的事情是否明智还很难说，特别是在美国还处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的时候。

The lack of universal health care has long made America an oddity among rich countries. Obamacare will start to change that. It compels every citizen to buy health insurance on pain of a fine. In return, the poorest buyers get a subsidy. And in return for receiving more than 30m previously uninsured customers, many of them young and healthy,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are obliged to offer more generous coverage. For example, they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deny customers coverage on the strength of some pre-existing condition, or put a cap on how much health care they will pay for over a lifetime.

缺乏普遍性的医疗保障让美国在很长时间里属于发达国家中的异类。“奥巴马医改”（Obamacare)将开始改变这个状况。它要求每一个公民都购买医疗保险，违者将处以罚款。法案将对那些最贫穷的公民将给予补助。许多保险公司因此纳入了3千多万新投保人后（大部分年轻而健康，之前没投过保险），作为条件，它们必须加大承保范围。比方说，保险公司将不再允许以这是上保险前的已有病症作为借口而不提供保险赔偿，或者为客户一生可获得的保险赔偿设定一个上限金额。

When America created Social Security (pensions) in 1935 and Medicare (health care for the elderly) in 1965, these big measures enjoyed at least some bipartisan support. But although Obamacare is modelled on a scheme introduced first in Massachusetts by a Republican governor, Mitt Romney, the bill ran into ever-fiercer Republican opposition as it struggled through Congress. Some anxious Democrats predicted that no Republicans would come on board, and urged haste. But the hope that they might—and Mr Obama’s decision to leave the initiative with Congress instead of grabbing it himself—held everything up. The bill the president had hoped to sign by the summer of 2009 did not reach his desk till the spring of 2010, having failed in the end to attract the vote of a single Republican in the House or Senate.

当美国在1935年建立社会保障（养老金，Social Security (pensions)）、1965年建立社会医疗保险（Social Security Medicare，主要为老人提供医疗保障）时，这些重大的政策得到两党的部分支持。但是尽管奥巴马的计划是由马萨诸塞州共和党籍州长Mitt Romney提出最初的蓝本，但这个法案在国会讨论中还是遭到了共和党人强烈的反对。有些性急的民主党人甚至预计法案不会得到任何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因此要求不要再花更多的时间在辩论上）全力加速使之通过国会投票。但由于仍有一丝的希望，再加上奥巴马选择由国会来主导这个法案的决定，使得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变得悬而未决。总统本来希望这个法案可以在2009年夏天的时候就获得签署，但最终由于在参众两院都没有一个共和党议员投票赞成而一直推迟到了2010年春天才正式得以签署【译注6】。
This was supposed to b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roudest accomplishment, and yet you will hear precious few Democrats boasting about the bill on the campaign trail. Most ignore it, and many make a virtue of having voted against it.

这被认为是奥巴马政府最自豪的成就，不过你在竞选中听不到民主党人对此的吹嘘。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忽略它，而且有很多人甚至以投了反对票为荣。

That is because the bill is not much loved. As with the Recovery Act, the left thought it changed too little and the right that it reached too far. Every compromise that helped persuade some politician drained another’s enthusiasm. It does little to tackle soaring health-care costs. Mr Obama disappointed liberals by ruling out a single-payer system and dropping the public option (a plan for a government-run scheme to compete with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Republicans say the government “takeover” is not only unaffordable but unconstitutional as well. By what stretch of the imagination (or the commerce clause), they ask, does the constitution give the feds the power to force citizens to buy insurance they do not want?

这是因为这个法案根本就不受人喜欢。正如（经济）复苏法案一样，左翼人士觉得它带来的改变太少而右翼则认为它改变了太多。任何一次妥协说服了这边的政客就不得不得罪另外一些。而且它不能扭转医疗费用不断飞涨的趋势。自由主义者失望于奥巴马排除了单一用户支付系统（single-payer system），而且不接受公众的意见（建立一个政府经营的计划与保险公司进行竞争）【译注7】。共和党人则说这种政府的“接管”行为不仅违宪而且政府根本就不可能负担得起（这样一个计划）。他们的疑问是：需要何种海阔天空的想象（或者商业条款对延伸理解），才能让宪法授予联邦政府强制公民购买他们不想要的保险的权力。

And yet if the Democrats are routed next week, it will not be because of the merits or defects of the bill itself. 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in spite of the sound and fury, health care is not the main thing on voters’ minds. When th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asked which issue would most influence their mid-term vote, 35% of voters chose the economy and jobs and only 10% chose health care. That is hardly surprising at a time of acute economic distress. But it does rais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Mr Obama’s decision to spend so much of his political capital on health care was a monumental strategic blunder.

然而，如果民主党下周被击败了，这也不会是医疗体系改革法案本身所导致的。真正的问题是，尽管有那么多的喧嚣和愤怒，卫生保健其实并不是选民最关注的问题。当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在一次调查中）询问选民什么是他们在中期选举中最关注的事情时，有35%的人选择了经济（复苏）与就业（机会的增加），而只有10%的选民选择了医疗保健服务。在严重的经济困境中，（选民这样的反映）是不令人惊奇的。但这不禁让我们怀疑，奥巴马总统将他如此多的政治资本投入到医疗保障体系改革中来的决定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呢？

The Democrats’ fixation with health reform and the failure of the economy to perk up after all the stimulus spending handed a neat Just So story to Mr Obama’s foes. This is a president, they say, who fiddled with a health-care system that was not broken while the economic house burned down. This story does scant justice to the efforts Mr Obama made on the economy, but you can see why it has stuck. The president’s big economic decisions—on the banks, the stimulus and Detroit—were bundled together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before he took office or immediately afterwards. As they receded from view, health took centre stage and continued to hog the limelight for almost a year.

美国经济并没有在所有的刺激方案实施之后振作起来，再加上民主党人被困在了医疗改革之中，这提供了奥巴马的对手们编造一则《不过如此》的故事的好机会。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总统，他在没有问题的医疗保健体系中故弄玄虚，而放任美国的经济走向衰败。这个故事当然没有对奥巴马在经济方面的努力给出公正的评价，但是我们应该去探究为什么它会得以流行。奥巴马总统所有关于经济的重要决定（比方说关于银行业、刺激法案以及底特律的汽车业等）都是在他正式上任前或者刚刚入主白宫的时候一起提出的。随着这些决定慢慢退出人们的视线，医疗保健改革问题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并且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出尽了风头。

This saga, moreover, made ugly viewing. Like many a president, Mr Obama took office vowing to transcend Washington’s tribal politics and neuter the power of special interests. But once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Republicans intended to make health reform his “Waterloo”, he determined that the effort was too big to fail. Pushing it through entailed resorting to all the sharp practices he had vowed solemnly to expunge: appeasing special interests, such as the hospitals and the pharmaceuticals industry, and feeding pork to wavering allies. It got worse after Senator Kennedy died and Massachusetts sent a Republican to take his place. Having lost their supermajority in the Senate, the Democrats resorted to a questionable budget procedure to defeat a filibuster. Mr Obama got his bill, but the process left a sour taste in the mouth and the Republicans claimed it had been “rammed through” against the people’s wishes.

而且，他神奇般（当选的故事），也使得事情更加的难堪。像很多总统一样，奥巴马上台的时候誓言一定要打破华盛顿中的游说政治【译注8】同时压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一旦共和党试图使卫生改革法案成为他的”滑铁卢”这一点变得确定无疑时，奥巴马便不得不选择背水一战了。为了使法案通过，奥巴马无所不用其极，比方说取悦医药和制药行业这些特殊利益集团，还有给那些动摇的盟友送去好处。而他曾经庄严宣誓这些做法都是应该禁止的。这一切在参议员肯尼迪死去而马萨诸塞州选出一个共和党人来接替之后变得更糟了。由于失去了在参议院的绝对多数，民主党不得不动用一个有问题的预算程序来对付（共和党人）的阻挠议事。奥巴马最终得到了他想要的法案，不过这其中的整个过程已经使他惹上了满身的腥味，同时共和党人声称这个法案是在悖逆人民期望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的。
The disconnect
裂痕

In September of this year Gallup published a poll in which it listed five of the administration’s main achievements and asked respondents whether they approved of them. A majority (61% to 37%) approved of one: the reform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passed this summer. Every one of the other four got a thumbs-down: the rescue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61% to 37%), the stimulus package (52% to 43%), the bail-out of the car companies (56% to 43%) and health reform (56% to 39%).

在今年九月盖洛普（Gallup）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译注9】，其中列举了五个本届政府的的主要成就，并据此来征询受访者是否认同这些。大多数的人（61％支持，37％反对）仅认同了其中一项：在今年夏天通过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而大多数受访者对其他四项都是反对的，金融体系救援（61％反对，37％支持），经济刺激计划（52％反对，43％支持），救援濒临破产的汽车公司（56％反对，43％支持），医疗改革（56％反对，39％支持）。

Later the same month the president admitted that he had failed to sell his policies well enough. “Given how much stuff was coming at us, we probably spent much more time trying to get the policy right than trying to get the politics right,” he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There is probably a perverse pride in my administration—and I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this was blowing from the top—that we were go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 even if short-term it was unpopular.” Good policy, bad public relations: the excuse of unpopular governments everywhere. But bad public relations hardly captures the scale of Mr Obama’s failure to retain as president the connection he forged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as a candidate.

奥巴马总统在同一个月的晚些时候承认，他没有很好地推销他的政策。“因为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或许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制定正确的政策上，而不是在开展恰当的政治活动上，他在一次纽约时报的专访上说：“本届政府可能有些自以为是，而又执迷不悟：坚持于那些短期看来不太受欢迎，但大方向没错的政策。我对此负有责任，因为此情绪是由上而下弥漫开来的。”好的政策，坏的公共关系：这是所有不受欢迎的政府惯用的借口。但奥巴马担任总统之后确实没能成功地维持他在竞选期间与美国人民锻造出来的那种亲密如间的联系，这种失败可不能仅仅用糟糕的公共关系来形容的。

A CBS poll in October fou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Americans who approved of Mr Obama’s handling of the economy had fallen to 38%, from 46%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It is hard for any president to keep voters sweet when the economy is tanking. Not even the sunny disposition of Ronald Reagan could stop his approval ratings plunging as he faced the mid-terms of 1982. But Reagan did at least manage to keep control of the message and head off the expected disaster at the polls.

十月份CBS的一次调查发现，认同奥巴马对经济危机的处理的美国人，已经从年初的46%降到了38%。很难有总统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让选民满意。即便是一直受选民喜欢的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也没能在1982年的中期选举中阻止个人支持率的下降。但里根至少控制了舆论的导向同时在选举中成功阻止了预期中的惨败。【译注10】

Mr Obama, by contrast, is struggling. On the campaign in recent weeks he has tried to revive the electricity he generated in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but the man who inspired voters in 2008 now strikes many as professorial and aloof. His stump speech offers a simple two-part explanation of what has gone wrong. Mr Bush left behind the worst economic mess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an irresponsible Republican Party has not just refused to help the new man clean up the mess but has done everything possible to obstruct his efforts. Here he was last week, at a rally in Portland, Oregon:

相反，奥巴马到现在还处在挣扎之中。最近几周，他尝试重新唤起自己在总统选举过程中产生的巨大感召力。但这个在2008年激发无数选民激情的人，现在给人的印象却是充满学究气和傲慢的态度。在演讲中他对现在的糟糕情况给出了一个简单的两部步式的解释：布什留下了一堆烂摊子，美国经济经受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不负责任的共和党人不仅拒绝帮助新总统收拾残局，还千方百计的阻挠他所作出的努力。以下是上周奥巴马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个政治集会上演讲的节选：

Look, now, here’s what they calculated—and it was a clever political calculation. They said to themselves, boy, we made such a big mess, we are in such a deep hole that it’s going to take everything Obama’s got just to try to get us out of it. It’s going to take some time to repair the economy. Folks are going to be frustrated and angry. And if we just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oppose Obama and Democrats every step of the way, if we say no even to the policies that traditionally we’ve supported to help small businesses or to cut taxes, then maybe we can ride people’s anger and frustration—they’ll forget that we were the ones who caused this thing in the first place.

现在你瞧，这就是他们的计划，这在政治上真是一个聪明的算计。他们这样对自己人说，伙计们，我们制造了这么大一个麻烦，以至于奥巴马要把他所有的资源投入到这个黑洞中才能让我们摆脱这里。经济复苏需要很长的时间，人民肯定会感到沮丧和愤怒。这时候只要我们坐在一边反对奥巴马和民主党人的任何主张，即使是那些我们一直以来支持的政策（比方说帮助小企业或者减税）也不放过。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驾驭这种愤怒和挫折感——人们会忘记是我们惹出的这一摊烂摊子。

Needless to say, the Republicans challenge this version of events. True, every Republican in the House voted against stimulus, but they say that was because although they wanted oh so much to help, a principled opposition could not rubber-stamp the “pork-laden” bill drafted by the Democrats. Far from revealing them as the party of no, says Eric Cantor, the Republican whip in the House, the Republicans’ unanimous rejection showed that they were the “adults in the room at a reckless liberal blowout on the taxpayers’ dime.”

不用说，共和党肯定会反驳这个说法。诚然，每一个共和党众议员都投票反对了刺激计划，但他们解释说其实他们是十分想帮忙的，但是不能像盖橡皮图章一样毫无原则不加审查的就通过由民主党起草的“不切实际、政治恩惠式”的计划。众议员共和党领袖Eric Cantor声称，共和党议员一致的反对意见不仅不代表他们是一个只会反对的党派，反而说明他们是在这场不计后果的挥霍纳税人钱财的喧嚣盛宴中（保持清醒）的成年人。

Maybe. But even if Mr Obama is right that the Republicans are just the undeserving beneficiaries of the general discontent, they saw sooner than he did the welling public rage at the spectacle of bankers and borrowers receiving bail-outs while the virtuous paid the bills. The birth moment of the tea parties came in February 2009 with the televised rant of Rick Santelli, a former Chicago trader, at news of a plan to help homeowners with delinquent mortgages. “This is America!” he yelled. “How many of you people want to pay for your neighbour’s mortgage that has an extra bathroom and can’t pay their bills?”

或许真的是这样。但即便奥巴马认为共和党不该利用公众不满情绪从中渔利此，共和党人还是肯定比他更早感受到公众的愤怒，因为早在善良的民众为银行家和贷款者（的错误）买单的时候（这种愤怒就爆发了）。2009年2月，茶党走上历史舞台时，从前在芝加哥经商的里克•圣泰利，听说政府计划帮助违约业主，在直播中破口大骂。”这是在美国！”，他喊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想为有着超大浴室而付不起钱的邻居来偿付按揭款呢？”

In point of fact, many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voted for the TARP, the mother of all the bail-outs. But many now say they repent, and the righteous anger of the tea-partiers has breathed new fire into the party’s belly. Because they see in Mr Obama a big-spending socialist, intent on tearing up the constitution and destroying the free-enterprise system, tea-partiers are determined to turn out and vote against the Democrats on November 2nd.

事实上，有很多共和党议员对TARP（救助不良资产议案）投了赞成票，而这个是所有援助计划的基础。但是现在很多共和党人反悔了，而且茶党成员那种义愤也已经在共和党内开始蔓延。他们认为奥巴马是一个只会花钱的社会主义者，试图推翻宪法并且要毁掉自由企业体系，茶党成员已经决定在12月2日走出家门投票反对民主党候选人。

In contrast, many of the progressive voters who were his most enthusiastic supporters in 2008 are disappointed by Mr Obama’s caution in office. They expected so much more: not just a bolder version of health reform but also immigration reform, action on global warming, a faster exit from Afghanistan, the advancement of gay rights and the closure of Guantánamo.

相反，很多激进的选民，同时也是2008年里奥巴马最狂热的支持者，则因为总统的谨慎而感到沮丧。他们期待（奥巴马能做得）更多一些：不仅仅是更广泛的医疗体制改革同时还包括移民政策改革、在全球变暖问题上采取行动，更快从阿富汗撤军、为同性恋谋求更多的权利以及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None of this has happened. Anticipating opposition from his own party as well as the Republicans, Mr Obama never made a serious push on immigration, to the dismay of Hispanic voters. As to global warming, the Copenhagen summit was a flop and the cap-and-trade energy bill, having passed in the House, got stuck in the Senate, not least because of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to make health legislation his priority. He promised in last January’s state-of-the-union speech to repeal the policy of “Don’t ask, don’t tell”, which prevents gays from serving openly in the armed forces, but this has not yet been done. Indeed, for technical reasons the administration is at present appealing last month’s ruling by a federal judge that the policy is unconstitutional.

但这些都没有发生。预料到可能来自两党的反对，奥巴马没有对移民事务进行切实有效的推进，这让一些西班牙裔的选民感到失望。而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哥本哈根会议是彻底失败了，而本已在众议院通过的能源限额与交易法案（The Cap-and-trade Energy Bill）则在参议院陷入了停滞状态，这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总统决定将医疗方面的立法行动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在今年一月的国情咨文中，总统曾承诺将废除军中（对于同性恋）“不问不说”的政策，这个政策使同性恋不敢在军队中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但到现在这个工作也没有着手开始做。当然，从技术上来说（这已经开始做了），上个月一名联邦法官裁决该政策违宪，奥巴马政府现正在提出上诉。【译注11】

The upshot is that a lot of Mr Obama’s liberal supporters, unlike the fired-up Republicans, say they intend to stay at home on November 2nd, reserving final judgment on this enigmatic president until he faces re-election in 2012. Mr Obama may by then have got his mojo—or, better still, a growing economy—back. But that won’t help the Democrats next week.

这样的结果就是很多支持奥巴马的自由主义者，将不会像很多兴奋的共和党人那样在12月2日出门投票，他们将呆在家中，不去评价这个令人困会的总统，而把最终的决定推迟到2012的大选。到那时奥巴马或许已经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好运气，如果经济可以恢复持续增长就更好了。但是在下周，这些都帮不了民主党解决下星期的燃眉之急。

Briefing
精粹

译注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08/09/15/mccain-fundamentals-of-th_n_126445.html 麦凯恩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次竞选活动中宣称”the fundamentals of our economy are strong” ，但这句话很快遭到了围攻，不仅来自民主党，甚至来自一些中立的政治评论家、经济分析家，这导致了选民怀疑麦凯恩对经济的掌控能力，甚至于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提名大会上的演讲都直接引用了这句名言。

译注2
http://thecaucus.blogs.nytimes.com/2009/12/13/obama-gives-himself-a-solid-b-plus/ 纽约时报关于奥巴马接受奥普瑞圣诞节专访的报道

译注3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969367595121563.html 根据这篇WSJ的文章，可以得知布什政府大约在08年12月决定贷款给两大汽车巨头1740亿美元，以帮助他们缓解一段时间的财务紧张，但是把最终如何处理这两大汽车巨头的权力（烫手的山芋，呵呵）留给了奥巴马。

译注4
http://www.nytimes.com/2008/11/26/business/economy/26fed.html 根据纽约时报的此篇报道，这800亿美元的借款是由美联储以及美国财政部宣布实施的，主要用于帮助“两房”已经一部分用于帮助小型企业，但很多分析家认为这个借款计划可能不会有多大的作用。

译注5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0/03/23/a-big-fucking-deal-bidens_n_509927.html 拜登在拥抱奥巴马问候的时候，悄悄说了这句话，悲剧的是别在他身上的微型麦没有关，呼呼，这个链接里面有VEDIO可以看，呵呵

译注6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tient_Protection_and_Affordable_Care_Act 维基百科中说明了这个法案在通过时，参众两院都没有获得一张来自民主党的赞成票

译注7
http://www.nytimes.com/2009/06/21/health/policy/21poll.html?_r=1 这篇09年6月的纽约时报新闻说在一次调查中发现，人们普遍支持国家运行一个保险计划与私人保险公司竞争。因此词句中的public option翻成公众的意见更合适。

译注8
http://www.wisegeek.com/what-are-tribal-politics.html 字面上翻译是部落政治，但是参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我觉得用游说政治也应该是合适的

译注9
http://elections.firedoglake.com/2010/09/14/gallup-financial-reform-the-only-popular-democratic-act/ 盖洛普此次民意调查的结果，主要是可以理解那个”61% to 37%”

译注10
http://www.pbs.org/wgbh/amex/reagan/timeline/index_3.html 当时里根所在的共和党也相传将失去参议院的控制权，但是最后结果还是GOP成功的守住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

译注11
http://www.zhongzhijun.com/blog/?p=1206 这篇博客对”Don’t ask，Dont’ tell“政策一案进行了详细介绍，可以作为参考理解

难句标示：
1.HE MAY not feel it on the eve of what is likely to be a wretched mid-term election for his party, but Barack Obama is a lucky man.
中期选举前夕，民主党败象毕露；此时此刻，奥巴马也许对自己是幸运儿这个事实都失去了感觉。
解析：主要在于对于it的指代的结构比较难以理解

2.As with the banks, this appears in hindsight to have been a sound enough call: both firms are back in profit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tends to dispose of its stake.
同援助银行业一样，这些政策事后证明还是有效的：两家公司都已经开始盈利，而且联邦政府正在准备出售手中的股份。
解析：(the same)As with the banks…

3.That is, to put it charitably, an over-simplification.
和气点说，这种论述太过简单了。
解析：to put it charitably的理解偏难，口语化的短语可用解释太多，暂时还没有达成一致

译者：其实对于我来说，听着奥巴马在04年民主党全国会议上的演讲，即使再大的烦恼和不高兴都可以一扫而空，重新点燃战斗的激情，继续向前。这就是我心目中奥巴马的魅力，呵呵